【社論】「揚善隱惡」的政治經濟批判/早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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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早見憂

照理說,善行要受鼓勵,且得到合理的回報;惡行須受懲罰,才能遏止對行惡的模仿。不過這麼合邏輯的假言令式,是以小國寡民雞犬聲相聞的無菌社會為前提的「格言」,一旦「定義真理」的機關(或集團)所認為的善行,與「寡民們」藉以利基的真理不同時,「揚善」往往成了藉以掩飾「結構性惡行」的特例。

再者,人除了是政治性的動物外,也是歷史性的產物,善行與惡果的利益線會在特定歷史脈絡中,產生「公共性的模糊」。如近日(0716~0720)屏東市公勇路拓寬拆遷爭執事件,媒體以「為爭取一票30元的補助款,才去選議員」為標題引導社會關注蔣姓議員「靠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款,替當地一家基督教慈善機構籌錢」的辛酸故事。各大媒體將事件整體去脈絡化、轉而聚焦在蔣議員將其薪資所得都奉獻給慈善機構,7萬薪資只取4千自用,雖身為議員卻靠上街賣藝、個人薪資、與補助款替慈善機構募款──蔣議員善行,固然足以讚為清流,但若這一切成為受鼓勵的美德,那實在堪為「中華民國」社會福利之奇觀!

企圖將社會福利分配正義委由個人能力、或個人善行予以解決,這全然是前現代式、毫無公共政策觀念的思維。現代政府體制的合理性、與國民國家(Nation-State)合法性之確立,要項之一就是「公共扶助的論理」,社會濟助與勞動權、最低基本收入併其義務本身就是公共扶助論理的一環。現代政府對貧窮的解決本來不再是依個人或宗教慈善單位的善行──不透明與無法監管使許多慈善單位弊端叢生──因此現代福利型國家的公共扶助皆由公部門形成公共政策,依地方差異進行不同方式的社福資源調控或分配,緩減貧窮對國力的傷害。若以議員的身分與職務,都無法運用制度性工具,對亟需濟助的弱勢團體導入社福資源,反而繼續以單獨「個人」的勤勞企圖解決「體制性」的矛盾,這不僅是徒勞,且恰好反映了「不正常國家」、「Stateless(無體制狀態)」或「殖民式體制」的環境下才有的「結構性的悲劇」。

然而最古怪的奇觀竟是本島媒體,聯手帶風向,將發展問題與公共扶助混淆換題,包裝成一樁「政壇清流」的故事,甚至連「中華民國」警大的葉教授都「一反常態」公開嘉許襲警者為「台灣尾的自由女神」──再說一次,蔣議員義舉令人動容,但值得所有「藍赤」媒、與深藍官員叫好肯定的「脈絡」,講穿了卻只是想藉此故事,凸顯「民進黨」的執政陰影。

無辜的蔣議員不僅擁有無黨無派、無黑幫背景、甚至也扯不上族群或政治身分認同爭議,一個素樸到無法引介制度性工具,為慈善機構導入社福資源的議員,如此無害人獸的政治奇葩,既不能對結構或制度產生動搖,對資源分配的爭奪也缺乏奧援的背景,這樣的人物最能博得舊日威權崇拜者的青睞──只要多做好事、做個好國民,就會有好報──而不像另幫,三天兩頭就朝著「中華民國」這個殖民體制潑漆清算的政治從業者。善造風向的藍媒,當然不會錯過這種打擊「改革分子」的新聞點,一夜間,議員翻身成為自由女神。再強調一次,蔣議員熱腸懿行該受嘉許;不過「新聞業」的使命絕不該為了前景化人物,而將背景柔焦。

試問近日以來的造神媒體有無深究過,是甚麼緣故、甚麼構造、甚麼制度,使助人的慈善機構窮到要創會理事長「靠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款,替慈善機構籌錢」,這百分百是中央的「社福政策」在總體預算與地方分配上有嚴重瑕疵。然而,新聞業者與部分政治從業者,不追究這種根本問題指出可能的解決方案,反而鼓勵「無力的窮人」捐款,靠自身的勤奮努力為貧窮的教會善機關籌錢?原來媒體造神的積極目的,不是在褒揚義舉,而是在掩飾「惡果」的結構性原因。


(資源分配,圖/illustrationsource)

「中華民國」地方政府之社福預算主要編列在地方政府的「社福基金」屬「非營業循環基金」的一種。地方政府的「社福基金」依1965年「台灣省社會福利基金設置及管理運用辦法」設置,財源來自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所徵收的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收入,按一定比率提撥到設置專戶,用以辦理各項社會福利事業。不過1982 年為改善地方財政而取消「比率提撥制」,改由縣市政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簡言之,地方政府之「社會福利基金」形式上還是「非營業循環基金」,但實際上卻需由「普通基金」每年編列預算加以支應。如果在偏鄉、或低發展地區,土地增值稅本來就非常有限,加以人口老化與都市非基本比偏低(甚至負成長),這導致社福資源長期貧乏,若不由中央直接干預調控,根本無法由個人募款解決。但中央所負擔社福預算,事實上也相當龐大,檢視中央所負擔的社福對象包含以下11大項,就可發現問題所在:

1.全民健保;2.老人經濟安全(依身分又以公教保養老給付、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軍保退伍給付 榮民就養給與所占最高);3.身心障礙補助、4.兒少各種福利(托育、若是經濟補助、醫療);5.青年(就業、社會參與、住宅、教育);6.榮民(經濟補助包含榮民就養給與、榮眷遇生活困境者、榮民〖遺眷〗死亡、失蹤、重傷或房屋受損等、榮民赴中國探親途中急難救助金、榮民赴中國探親途中死亡者、殘障者、重病或傷害、榮民住院伙食費補助、公費安養榮民、榮民到保險醫事機構就醫者…);7.婦女(特殊境遇、女性就業保障);8.勞工(勞保、失業協助、就業促進、職訓、職災);9.原民(教育、兒童、就業、住宅、經濟補助);10.外籍配偶家庭(福利服務);11.低收(經濟補助、醫療補助、急難與災害救助)。

以上是社會福利的對象,儘管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的款項不同,但當偏鄉或低度發展地區已無力承擔地方社福的支出時,難道不該由中央介入整體的調控嗎?事實上如果據2015年中央政府總預算看,其中「退休撫卹支出」(這是屬於上列社會福利的第二對象),金額高達1416 億元,同年地方政府總預算彙編的「退休撫卹支出」為 817億元預算。此外,臺灣銀行及政府各單位還會編列一筆合計要 800多億元「優惠存款利息補貼」,這三筆加總超過 3000億元的預算。是的,這就是目前沸沸揚揚的年金改革議題!赫然發現,為何連警大教授都要對蔣議員如此褒揚,因為以蔣議員的勤勉戰力,幸好沒發現應要對那些「反年改」的政黨與團體,發出怒吼,並從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項目中找到「不公的分配項」,進而在縣府議會中提出改革與緊急導引救助的方案──這才是身為議員能做與該做的,而不是孤單的在街頭拉小提琴,或靠一票30元的補助款、一個月6萬元的奉獻為基督教慈善機構裡嗷嗷待哺的苦命人籌錢。

在一個「Stateless(無體制狀態)」或「殖民式體制」的環境,公器最常被用在鼓勵「窮人」行善、向善──目的在於減低窮人對統治正當性、或經濟成果分配合理性的質疑,你行善,努力向善,總有一天就會變得像那些「殖民體制」所委任的代理統治菁英一樣出息──然而,勤勉的善行其實是以無效的方式,例如以志工,讓「窮人團體」分層管理「窮人們」。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裡,福利分配經常是透過「公部門」的干預,對「因善而窮」與「不仁而富」之間的矛盾予以重新調整分配,但在殖民體制中,則反而以「揚善」來掩蔽「不仁而富」的機制。

2016年社會保險年金提撥負擔,中央與地方合計為3108億元,其中中央佔55%,地方佔45%,當中軍公教退休舊制(恩給制)每年編列1644億元,簡言之,軍公教退撫支出所占福利支出相當突出。而問題不就是一直發生在這個環節,依身分而產生的差別待遇,最終使「經濟成果」落入為殖民體制服務而有餘裕之家,需救助的人們只能沐浴在靠自己努力行善,累積善果,擺脫貧窮的屁理屈意識形態中。

 

作者:早見憂

小時候在表演藝術圈搞種種劇像實驗,破產後靠寫廣告維生,2006年後躲起來做古東南亞史與海域亞洲研究,變成一個沒甚麼出息的普通大叔,現在不知道在幹甚麼,只好靠點翻譯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