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館的故事》人物側寫 ─ 訪政治咖啡館老先覺楊青矗先生(上)/徐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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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珮儀

許多來到咖啡館的朋友,談到何時開始從國民黨的洗腦教育中覺醒,最常見的答案就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雜誌》從1979年8月創刊伊始,即造成轟動,雖然只發行了四期,卻是台灣史上單期發行量最高的政論性雜誌。發行人黃信介;發行管理人姚嘉文、林義雄;社長許信良;副社長呂秀蓮、黃天福;總經理施明德;總編輯張俊宏;執行編輯陳忠信、魏廷朝。雜誌熱銷,各地服務處紛紛成立,剎時間風起雲湧。《百年追求卷三:民主的浪潮》如此形容,「《美麗島》成為民主戰場上的閃亮旌旗,引導反國民黨的聯合陣線,各路隊伍色彩斑斕,左右統獨光譜並陳。」


(圖/維基百科-美麗島雜誌

第五期發行前夕,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雜誌社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這天,舉行全國黨外人士演講大會,大批憲警圍住集結於服務處附近大圓環內的民眾,要求立刻解散。警方施放催淚瓦斯,民眾以石頭棍棒反擊,衝突持續不斷,直到11日凌晨才散去。13日凌晨,警方開始進行大逮捕,四十五人被抓,刑求無數。其中八人遭軍法審判〈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陳菊、林弘宣〉、三十三人遭司法審判、四人獲不起訴。

2010年12月4日,綠色逗陣《咖啡館的故事》廣播節目中,江霞女士訪問到三十三位遭判刑者之一、當時擔任美麗島高雄服務處主任,刑期四年兩個月的楊青矗先生。

喝茶開講賣禁書

楊青矗先生來到綠逗咖啡館,看見咖啡館高朋滿座,「很不錯啊,台北很久沒有這種可以讓有民主運動意識的人一起討論的場所,說起來,我還是這類咖啡館的開山祖師呢。1979年美麗島雜誌成立,我想找幾個朋友在高雄成立服務處,服務處的經營形式是甚麼,就是茶樓。當時就是想如何凝聚黨外的力量,傳揚民主運動。茶樓的地點非常好,從車站要去機場的中山一路與大同一路交叉口,非常靠近現在最出名的美麗島捷運站。」

那時候客人多嗎?「那是一位中醫師所蓋的五層樓透天厝,三角窗,樓下是中醫診所。二樓之前租給餐廳。後來我透過關係租下二樓,六十幾坪,作為服務處,簽約三年。原來就有吧台,自已買了些桌椅。我當時募股,募了十三萬元。喝茶喝咖啡,生意還不錯。最主要收入是賣禁書,國民黨看不順眼的書都會被禁,我們就專門賣禁書。」

為什麼你會站在黨外這一邊?「我出身基層,出身有關係。南部人的教育程度平均較低,台北人最有水準,七成是大專畢業。但是在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奴化教育之下,教育程度愈高,受奴化的時間愈久,有些人會覺醒,但有些人就不會覺醒。此外,國民黨用18%緊緊抓住軍公教人員,成為他的選票基本盤。那時國民黨會買票也會做票。黨外候選人的口才一定要好,要有勇氣膽識,能把國民黨壓迫人民的恐怖統治講出來才行。

名嘴助講團創始人

1978年,美麗島事件前一年,舉行增額中央民代選舉。「我出來選工人團體立法委員,是我一生最大突破。我跟信介仙說,只要我們一結黨,國民黨就會抓人,要如何突破國民黨的限制呢?當時有八種職業團體的立委席次,農民團體、工人團體、工業團體、教育團體、漁民團體、漁業團體、商業團體、婦女團體。那是全國性選區,我們以黨外省議員為主體,組成工人團體候選人楊青矗的助選團,全國走透透,在各地辦政見發表會,讓這些黨外省議員都能上台演講。那時要上台演講要申請,我們就用這機會突破國民黨的限制,讓這些省議員能夠各處站台。信介仙聽了非常高興。」

「我跟信介仙說,錢都要你來出,要花好多錢的。信介仙說我出我出。我就開始出面遊說黨外省議員。那時黨外選舉,與現在民進黨選舉不同。那時候要當選,靠的是口才,信介仙說讓大家去台上『吐劍光』,言之有物,大家就會投一票給你。」

為什麼黨外的演講會有那麼多人來聽?「戒嚴時期沒有言論自由,大人都不准小孩談政治,禁忌令人恐懼,新聞媒體都說假話,報紙也不敢寫,三家電視台都在國民黨控制之下,要聽真話、要出口怨氣,只有在黨外的政見發表會上。」

「那時的警備總部甚麼都管,不論是記者或作家,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寫到某個程度,心中的紅燈亮了,自己就畏縮不敢寫了,唯一的出口就是黨外候選人。那麼黨外候選人為什麼敢衝呢?因為他們背後有群眾,有支持者當靠山,警方忌憚群眾,不會貿然抓人。」

「那時候一場政見發表會,少則五六萬人,多則十萬人。黨外是山頭政治,媒體不會報導黨外人士,因此黨外政治人物的知名度只限於自己的縣市,出了縣界市界,別人就不認識你了。十多位黨外省議員,都來登記當我的名嘴助選員,走遍全國辦政見發表會。黨外力量從來不曾如此全國串連過,有了全國助選團,黨外聲勢大起,國民黨真的有點剉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

但是氣勢如虹的選舉,在投票前一星期戛然而止。「對,那是因為台美斷交、中美建交,蔣經國知道選舉若繼續下去,國民黨一定敗選。於是發布總統緊急處分令,停止正在進行的立委及國代增額選舉。但是國民黨千算萬算也算不到停選造成的後果,大家錢都花了,為了選舉已經跑六、七個月,一旦停選怎麼交待?不甘心之餘,也不怕甚麼白色恐怖了,一個口令下去,大家就跟著走,黨外運動於焉成形。」

「那時我們在國賓飯店租了場地,想開國是會議,結果訂金都付了,飯店卻被施壓,臨時不借場地。余登發說,那就來我的高苑工商開會,運動場那麼大,多少人都裝得下,來,全台灣都來。余登發說我們用正月團拜的名義來開大會,那時候國民黨最忌諱這種大型集會。於是用吳泰安匪諜叛亂案將余登發羅織入案。黨外人人自危,大家都是助選團一份子,如果抓了余登發,等於任何人都可以抓,這次事件反而讓黨外力量團結一致,豁出去了。戒嚴時期,沒有人敢示威,很怕像二二八時遭軍警開槍射殺。但許信良、黃信介、陳菊、張俊宏等人還是在余登發的故鄉高雄橋頭,發起遊行示威,要求釋放余登發父子。當時擔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後來被勒令停職。」

這些過程,我都寫在三本一套的《美麗島進行曲》書中。


(圖/自由時報-楊青矗投身台語文復興

政治與文學執人生兩端

「我是從事寫作的人。台灣的文人很不幸,被日本人統治時,母語是台語,但是在學校學日文、要用日文寫作,日文不是我們的母語,寫作時用字遣詞無法像日本人那麼流暢。好不容易克服困難後,二次大戰日本輸了,國民黨來了,這些人已經二、三十歲,又要重頭學中文,這種年紀要重新一種語言非常辛苦。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痛苦煎熬三十年〉,就是談這些日本時代的台灣作家非常可憐,學日文學到可以寫作,卻遇到改朝換代,必須在成年後重新學中文,要學到能夠用中文寫作,那是非常痛苦的煎熬。」

「台灣人要從頭學中文,於是寫作成了外省人的天下。他們的作品多以思鄉、反共為主題,以國民黨的意識去寫。國民黨說他們都是被三○年代的作家寫敗的,毛澤東就是以工農兵作為文學口號。因此到了台灣,沒有人敢寫工農兵的主題,就怕被扣上『隔海唱和、為匪宣傳』的罪名,因此沒人敢寫基層的痛苦。我們這一輩有黃春明、王禎和,我是第一個寫勞工的人。」

我小時候讀過漢塾,所以我會用台語讀古文詩詞。我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四年,出獄後我一直在思考,政治運動應該以台灣文化為基礎。語言代表文化,所以我出獄後從事台語語文運動,推動台語的復興,讓台語可以流傳下去。台語若滅亡,就是河洛人一族的滅亡。沒有河洛話,台灣就等於沒有河洛族了,河洛人的文化也不見了。」

「我一直在提倡復興台語。大家都問我,台語有沒有文字。有,所以我出了《台華雙語辭典》,我編了六年,聘用三、四位助理收集資料。為了一字一音,我得翻遍文獻,花上三、四天的工夫才找到正確答案。艱苦的地方很多,就拿打字來說,那時只有鉛字,台語有六七百字沒有字模,無法排版,若有大本錢,可以花錢做鉛模,但我沒那麼多錢。那時電腦剛出來,也打不出來這些字。

後記:

訪問後兩年〈2012年〉,楊青矗先生罹患腦膿瘍,五年多來動了三次手術,視力大大衰退,右眼近乎失明。眼睛畏光,閱讀吃力,需仰賴擴視機來放大文字。最愛的讀書與寫作,也不得不暫時放下。

在媒體報導中得知此事,回想起楊先生接受訪問時的逸興遄飛,覺得應讓更多人知道這位政治咖啡館老先覺的故事。

作者:徐珮儀

綠逗志工、《發哥開講》精選輯主編、綠逗《咖啡館的故事》廣播節目主持人。

服膺「幸福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追求一個超越個人利益的共同理念。」因為志同道合,所以一點也不孤單;因為超越個人利益,所以走得理直氣壯;因為是共同理念,所以走得久久長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