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黨話題「之外」─對「本土利益」的辯證批判 (上)/早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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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善切割、調顏色、任意拼貼記憶片段而聞名於本島政壇的高IQ柯學家,日前組了個政黨,由於發起人以自己的職業身分影射「蔣渭水」而引起軒然大波,即使負評倒采不斷,依然吸引不少「有路(ūlō͘)無厝(bôchhù)」的政治浪人或騎牆客助陣,反正既不需繳黨費,還容雙重黨籍,因此也無所謂政黨的特殊價值──儘管這位政治柯學家強調他創黨目的是「確保台灣整體利益,人民最大福祉」。

      試問本島哪個黨、哪位候選人不是如此聲稱?「台灣整體利益」誰都可以這麼聲稱,且一直以來不都是如此吶喊的嗎?即使一心要終結「中華民國」並主張將本島完全奉送給「中華民人共和國」(即所謂的「統一」)的中國國民黨及其統派同路人,不也是滿口「為台灣利益」…不是嗎?

「統」與「超越統獨」的戰後語境,台灣人意識≠獨台建國意識

      「統一」是「國民黨=中華民國」逃到本島後的政治話語,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戰後才有「中國因素」或「統派」,進而對本島政治社會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嚴格說來,國民黨奉為上綱的「統一」與日本時代本島知識分子對「台灣解放」後的未來前途之想像──「回歸祖國」,兩者間無論就背景條件、形式上的意義、與內涵是截然不同的。然而這兩者後來是如何化敵為盟,從原本的「匪諜」VS.「蔣匪+美國走狗」的敵對態勢轉為聯盟,聯手對抗與日加劇的「中華民國本土化」浪潮?

      就戰後亞洲區域政治狀態檢視,由於1950~75年間東亞地區由共黨興起的戰火持續維穩了冷戰格局的態勢,這個局勢使國民黨能以「反共」之名,作為美國的同盟而對本島持續實施戰時軍事管制狀態,竊占台灣。1988年元月,最後一位蔣政權繼承人死去,漫長的軍事戒嚴格局才漸鬆動──儘管書面上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但事實上整個由列寧式政黨構成的中華黨國裙帶爪牙,遍布全島社會與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懲治「思想犯」的二條一也持續發揮作用。

      正是在90年代的局勢裡,出走新國民黨連線尋求與宿敵「左統」──1993年國民黨十四全大會前夕,新國民黨連線籌組「新黨」,其所尋求的合作對象首先就是昔日慘遭國民黨毒手的夏潮聯合會系統的工黨與勞動黨。當時輩分最高的統派大老胡秋原也出面呼籲,新黨、新同盟會(許歷農、李煥、郝、梁…等)、勞動黨、老兵團體…等主張統一的團體促成中國統一(即被併吞的意思)──聯手,透過階級、原鄉、政經利益、與政治身分認同的矛盾,對抗李登輝所代表的「本土派」國民黨=中華民國。隨著1995年民進黨「大和解論」的提出,加劇島內政治運動路線鬥爭的明確化,此論可視為是對1996年3月「總統全民直選」全面「大選舉」時代到來之前,本島政治社會與政黨版塊劇烈重組的首波轉裂,也是在「後蔣」政爭裡一連串衝擊「獨台建國」路線,從淡化走向瓦解的先端。

      1996年第9屆總統大選,民進黨彭、謝配以21%比54%敗給了李、連配,民進黨新系與新世代嚴厲批判「台獨路線」導致選舉大敗,此時島內的政治社會已逐漸浮現出「選舉」是「中華民國體制」下取得改革力量的唯一途徑,當這種輿論被操作出來後,「超越統獨」、「拚經濟」的政治口號依次出現,口喊「超越統獨」,實際上是維穩「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現狀,這股「小賢しい」口語遊戲潮正式由兩大黨推瀾戲波。而且要提醒的,中華民國的「本土化」徹底、全面、堂皇體面地正式登基,實實地「超越了統獨」,正是在這個時期,完熟──超越統獨的意思成了放棄「建國」議題,改走社會多元化路線。

      綜觀整個90年代的政治浪潮,其實已可發現,「台灣人意識」未必含蘊「台獨意識」。甚麼是台獨?甚麼是「台灣民族」?20世紀初的華語及日語知識對西洋學術的轉譯,來得及應用在明治、大正時代的台灣社會知識階層嗎?「民族」這個漢字語所乘載的印象,能否對應於它的西洋起源之意義?它與當代歷史學、民族學對人群分類的複雜概念是相一致的嗎?

「意識形態」轉變的條件性輻輳與內植「本土」的矛盾

      2019年的今天,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全面敗北崩解,並非「誰」能「主謀」。大概沒人能料到,跟著「後蔣」時代而來的,恰好是「天安門事件」,隨後歐美對中國施予懲罰性經濟制裁而撤資的同時,恰好成為本島各派政商勢力「錢進」中國的撿便宜時機;又有1987年底「開放探親」政策為背景,到了90年代早已成了掩護赴中投資而敞開的合法大門。此外野百合學運作為「後蔣」時代的頭一波政治社會危機,在落幕後納入了新政黨的「新世代」戰力中,為1996年後的新政治格局注入了新的鬥爭語言與符號……種種外在的新的因素,與黨國體制所埋下的沈痾*(老兵權益、國家認同與本土認同的同一性衝突、軍隊與政府機構國民黨化的問題、列寧式政黨瓦解後的山頭自立……)凡此種種成為各種新舊勢力或地方家族的同盟,在選戰上競合的槓桿與籌碼。

      自90年代本島政治社會的「意識形態」光譜由圍繞著傳統「國民國家」(Nation-State)體制的關注,轉向去疆域化的Global Consumerism(全球消費保護主義)。1991年底蘇聯解體,這股世論也被學院自由派人士挪用為意識型態的主導型,一時間如法蘭西斯福山、大前研一……等「意識形態終結論」或「民族國家終結論」蔚為風潮,這倒不單純是思想界或學界菁英的投射,而是短期局勢、現實利益、恰好發生的事例,由下(社會經濟狀態)到上(經濟自由主義者的世論操作)巧合地發生共振。

      簡單一句話,「社會政策」問題在1993年前後,就以自居為左的「道德高度」逐漸超越了圍繞著「傳統政治」為中心的問題,當時政治社會運動改革社群絕對料不到,全面普選與頻繁的大小選舉其實是提前啟動了「社會多元民主」路線解構(或無限期延異)了政治體制的革命性改革,斬斷獨立建國運動所需要的政治集中度、與權力密度。這個集體心態的積累可以從近一世紀的「殖民現代性」衝突中被分析出,但礙於篇幅本文在此先不處理。在上述背景下,適逢1998印尼排華暴動、與1999馬來西亞金融風暴,2000年大選,「南進論」大敗,政權首度拱手讓給「強本西進論」。「台灣獨立建國運動」呢?或逐漸凋零是因為美國民主黨與中國聯手打壓嗎?

      若林正丈對「台灣抗日運動史」的分類,很奇妙的在相當程度上也符合於今天──如果今天也有一段「台灣抗中運動史」的話。整體態勢上幾乎也可歸為「待機派」與「祖國派」、「體制改良派」、「革命獨立派」,其中的「體制改良派」大抵也相當於若林所描繪的,受益於殖民體制的階層或個人菁英,他們尋求議會路線,在既有的殖民現代性基礎上改良本島的政治社會制度。整體上完全如同今天的狀態,而且比例、與最少數也幾乎呈現類似的分佈。最慘的就是「革命獨立派」,不同的僅是,日本時代的「獨立革命派(台共)」是被日本政府解散,而今天的「建國基本教義派」卻是被「體制改良派」這股內植於「本土」的變項,利用「本土」的異質性解構了「建國運動」的「國民國家觀」訴求,偷轉「制度性的民主」成為「無條件的民主」,淡化「國民國家(nation)」資格做為基底的根本問題。2019年的今天,所謂的建國基本教義派的票數已經無法影響2019大選,因為在最近一次的新國家運動連署中,署名人數僅七千餘人,若加上因「恩怨」而無法顯現於連署名單的影子人口,最多也只勉強達到九千餘人,這個人數基本上也符合政黨票所顯示出低於1%的支持度。

然而,「體制改良派」絕對不同意這個悲觀的分析…

      晚近半年來他們放出的消息全都是來自美日盟友的鼓勵,特別是斗大標題寫著「美國終於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美宣布與台灣合作國防產業…這些消息與選舉盤局有關,基於「為台灣利益」的政治正確性,風頭上也不能懷疑實際到底如何,總之,「體制改良派」大獲全勝。如果1945年,戰勝美國的日本,或許今天我們所面對社會政治運動座標,依舊一樣,勝出的「改良派」或許是林獻堂、蔡培火、蔡式穀、林呈祿(儘管他們本來就是菁英,不會沒有位置)……表面上看起來也是「台灣獨立」了?對「改良派」而言「台灣獨立」的戰後意義可能就如同今天社會上的主流想法──「台灣人當家就好」,至於到底好不好,借李登輝偶爾掛嘴的一句俗語:「嬴的講贏話(iâⁿ ê kóng iâⁿōe)」。老先生世面廣,所以說得很仁厚;君可嘗聞,有下之者轎夫之流喜問:「難道你想像香港一樣被中國統治嗎?」他們的意思是說,(建國基本教義派)不支持改良派一定會輸掉大選,大選一輸就會被中國統治。至於到底對不對?本文實在無法預知,只知道利益與恐懼是操偶師的兩條明線,而不是暗線。半世紀以來,台灣有三次可以走向獨立建國的格局與契機,但這三次歷史契機都通過「本土利益」的辯證,拱手給了體制改良派,至於改良得好不好──好吧!那只好說:「好」,因為難犯政治正確的眾怒,所以也不便說不好。

作者:早見憂
小時候在表演藝術圈搞種種劇像實驗,破產後靠寫廣告維生,2006年後躲起來做古東南亞史與海域亞洲研究,變成一個沒甚麼出息的普通大叔,現在不知道在幹甚麼,只好靠點翻譯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