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黨話題「之外」─對「台灣民族」的辯證批判 (下)/早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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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族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這樣的字句,曾短暫閃現在「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章程裡,但其意義(包含當時的歷史條件)、政治運動路線、與實踐的結果,皆與今日我們所談論的「台灣獨立建國」是截然不同的。

      台灣共產黨的正式名稱「日本共産党台湾民族支部」,就整個共產國際運動而言,它奉第三國際*(莫斯科共產國際Comintern)「一國一個黨」原則而設立一個與日本民族不同的共黨機構。就日共組織構造而言,由中央委員會統攝該國國內的各地支部,以地域為單位即「地域支部」、以職場為分類別則稱「職場支部」、以年齡層組織則為「青年支部」、以大學為單位別則稱「學生或學園支部」,台灣島作為日本帝國殖民地,語言慣習與日本不同,所以名為「台灣民族支部」。

台共的「台灣共和國」是否只是被蒙在鼓裡的理想…

      「建設台灣共和國」、「建立(台灣)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等口號是基於第三國際*(即莫斯科共產國際Comintern)的綱領指導下而允許策立的,扶持「台灣民族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真的是最終目的嗎?這個時期的共產國際鬥爭總綱領是透過各國共產黨活動促成自己的國家加速崩潰,因為此時期中央執委會已斷定,所有民主路線的社會主義都是一種「法西斯」(Sozialfaschismus),唯有透過武裝鬥爭加速普羅階級的革命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正義。很顯然,「建立(台灣)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的目的並不在於佛心地扶持台灣民族獨立,而是透過激化殖民地鬥爭,加速日本帝國崩潰之一步指導棋而已。

      日本時代的「台灣民族」一詞是個非常含渾的概念,可以說是在大亞洲的「共產國際」運動實踐中附帶被提出,就此意義而言,「日本時代」由「台共」主導的「建立台灣共和國」,與今日建國基本教義派所主張的「台獨」、或法理派所主張的「台獨」意義根本截然不同。在澄清兩者差異之前,先就「民族」這個概念略做介紹。

      讀者在(上篇)已可發現,所謂的「本土」在近100年裡,而常常與「祖國派」走很近?所謂的「獨派」,在近100年裡,有時卻更常與「左翼」走得很近?即使到了今天,2013年至今,本島崛起的年輕獨派政黨也先以「左獨」自居,以「解殖」作為政治綱領,以此為精神固值得稱許,然而一個奇怪的問題立刻浮現,為什麼「當代的」青年世代、與「日本時代的」青年世代之「革命獨立派」都以「左翼」為標的,而不是以「本土」為標的?請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國家是有待被揚棄的一個環節,就「講座派」的意義而言,隨著資本主義爛熟期發生,勞資矛盾也會全面爆發,雇傭勞動階級將會推翻資產階級最高形代表式「國家」的存在,從而走向全世界無產者聯合的共產國際,而不再受間接由資本家操弄的國家之支配。「勞農派」斥此為天真──等甚麼資本主義發達到爛熟,內部發生矛盾自行崩潰?通過勞動者、農民、無產者在政治路線上的共鬥,直接拆了國家,豈不更直接。

      無論兩派理論爭議如何,台灣島很快從一個甚至連「傳統社會」都還不算完全的「土著社會」,短短十餘年間突變成必須直接面對「現代性」的「社會」,這個「社會」之所以需要加上引號「」是因為在殖民現代性的境遇下,它直接被視為一個由土著構成的「本土民族」──明治時代,漢服者稱土著,至於土著講甚麼語言,在未經調查前,總督府也搞不清楚,所以乾脆分為「土著」與「蕃人」──「台灣民族」就這麼匆匆成立。

遺憾,漢字「民族」從一開始就是含混、積非成是的傳譯結果…

      「民族」二字從一開始就是來自「和制漢詞」的誤解。儘管早在19世紀30年代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蠟(K.Gützlaff)所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宣教期刊中就使用過「民族」這個字,但他只是以「約書亞降迦南國」為題向南洋的閩粵商人介紹聖書中「以色列民族」的歷史。須提醒,nation(民族)與race(種族)在整個「後十八世紀」的人種學文獻中被混用得非常嚴重,十九世紀倫敦皇家人類學學會翻譯十八世紀的人類學(即「解剖學」不是今日的人類學)文獻時,種─屬─族─國,往往混淆不分,例如將Mongolicis gentibus譯成Mongolian nations、將gentium diversitas譯成different nations…類似的狀況俯拾皆是。也就是說即使是19世紀的英語世界本身就混淆nation、race、people、tribe的使用,倒不是因為英法語使用者混淆拉丁文語源,而是因為「後十六世紀」的歐洲也面臨一連串鉅變,而且每一個地域的傳統王權都面臨各自不同程度或境遇的「行政(與司法)權集中化」的漫長過程。這個過程不諱言的,是以武力強制、或武裝對抗、及傳統封建王域內的市民革命,這個進程包含了貴族階層、或有產市民階層如何以政治或法律手段制「國王」家族所代表的「血統系譜」所代表的權力,17世紀,拉丁語“nation”遂從「誕生」或「子嗣」等核心意義中,派生出一種與現代較接近的政治建構體,由於經歷一連串與王權鬥爭的論述因此得出的nation不再是「天生本質」的範疇,而是一種「政治社會」的建構,是有充分法律約束的,現代的nation若在政治社會學的語境裡,「國民」或許是個比「民族」更恰當的對應詞,但最好還是直接寫nation由讀者自行依上下文脈判斷意義。

      基於上述複雜的歷史文脈,nation這個字詞所乘載的意義與意象,並非如孫文描述:「外國人說民族和國家有分別,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民族,一是國家。」事實上即使到了今天,在英語裡,nation依舊是個不易被漢語翻譯的詞。值得注意的是孫文使用過「國族」這個字眼漢譯「哪遜」,雖然「國族」一詞在現代政治鬥爭中已被貼滿負面印象,但若還原其歷史文脈而理解成「以國作為族」的新「社會型態」,其實反而十足反映了「後十六世紀」的歐美政治史境遇。管禮雅(Liah Greenfeld)在她重要的史學著作《資本主義精神:國家主義和經濟增長》(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就是如此形容:「將散布於一廣域上的複數社會(societies)界定為一個Nation意味著社會意識的劇烈轉變,不亞於一次觀念的革命。」

      管禮雅(Liah Greenfeld)在2001年對英國與低地德語區歷史的描述,就如同明治大正年間的台灣。19世紀末的台灣島,從大清國非常鬆散的邊疆「土著社會」狀態在斷短十餘年間,在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之前,它開始被考慮為nation──台灣人適不適用內地法攸關是否被視為「國民nation」(或帝制下的臣民subject)?這個問題在大正年間的請願運動、與帝國及總督府間的治台方針有迥異的觀點,但無論如何,隨著共產國際運動在知識界的風行,「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也就這麼上架了。

      東亞漢字圈首度將nation作「血統論」的理解可能始於1888年,志賀重昂的國粹論主張將nation這個字本質化為血統論。1889年陸羯南重申志賀的主張並深化nation將「領土」與「血統」的內在化為一體以便「大和民族」的建立。同時期的稍晚,大清國方面,支那民族主義先導者的旅日分子梁啟超、孫文等也攝取了來自日本的認識框架──事實上明治時代的知識分子與大清國的旅日知識人素有私誼往來,思想上彼此影響是很自然的。若依照國粹派的觀點,台灣要成為大和民族的一部分,恐怕是有困難的。

對共和制而言,nation作為國民需從本土(本質)論轉為法律建構體…

      透過對明治維新與西洋的理解,梁啟超、章太炎、蔡元培為首等新派知識人,非常清楚意識到整個前現代的東亞社會裡,並無對等於nation的漢字──這一點即便直到今天西式教育普及的台灣社會,也未必清楚nation何物──1899年《清議報》中梁啟超痛陳:「在支那人未知有國家,安得有國家思想。」

      大清國的社會構造與日本迥異,大清國內的「部族」間本來就具有高度異質性。梁、孫皆廣東人深知自身就語言、慣習、體格外貌等特徵「最不類支那人」,統治這些粵人的本來就是粵人眼中的「異族」,而這個「異族」又統治了東亞大陸上的許多「種不同言不通」的「異族」。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晚清「部分」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對抗滿人帝制的人士也在思考,到底要如何說服廣大的「被統治的異族們」聯合起來推翻「滿人專政」的帝國?支那「民族」作為一個人群總體的構想,正是在這群邊打、邊逃、邊重組的「民族主義派」(或排滿清)知識分子之論述中得到實踐,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後,另一些保守派知識分子要求正名為「中華民族」。

      闡述這個過程的目的在強調,沒有本質上所謂「同文同種」的「大和民族」或「中華民族」、「XX民族」,所謂的「日本人」與「中國人」都是在伴隨著近世西洋之主權式「國民國家」(nation-state)作為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對亞洲的衝擊而不得不應對的改變。當西洋諸國已經完成將各自地域上所分布的無數個社會體(或groups)透過一定程度或手段上的「強制」形成一個以nation為單位的政治體──不再以封建關係作鬆散的連結,而是以更加毛細化的權力形式要求政治身分的認同──這種全新的政治性社會體被稱為nation-state。

      借米歇爾傅柯的一段話:「Il y a nation non parce qu’il y a un groupe, une foule, une multiplicité d’individus qui habiteraient sur une terre, qui auraient la même langue, les mêmes coutumes, les mêmes lois.」簡單說,民族不是因為居住在一塊土地上、有共同語言、習俗、法律的一個集團……並不是這些被今天主流的社會學、文化研究教科書經常掛為第一定義的共同語言、慣習、血統……都不是,那麼到底是甚麼構成民族?

      「民族本不是一個群體,它只存在於國王個人身上(La nation ne fait pas corps. Elle réside tout entière dans la personne du roi.)」nation這個難以被漢字傳譯的概念本身是「國王」與「貴族階層」兩者間以「歷史書寫」與「法律聲稱」相鬥爭的實踐結果。「大和民族」的誕生非常接近傅柯的這個描述,而構成「中華民族」三千法統的神話,正是傅柯所界定的「國王一人」的王室系譜,這個系譜當然不是一成不變,而隨著政治正確的需要不斷調整敘事的方式。有關「中華」這個民族其實是個悲劇,因為它在誕生後立刻便在內戰中成了「一身多頭」(Hydra),且每個頭相互啃咬的巨大怪物。當這個畸形誕生時,它與本島「台灣」的關係,與其牽強附會淡薄的「王統」或「法律」關聯,不如說只剩海峽「商業利益」的關聯。

「台灣人」的「史料性」遭「族群史」斷頭,「建國」只剩政治而無「土性」

      「台灣民族」這個詞的誕生是以和製漢字出現,而前所述,「台灣民族」這個「字眼」是拜「台灣共產黨」(1928—1931)成立所賜,也就是一個支部機構的便宜用詞,尚不具有「民族學」上的「民族」(Ethnos)意義。

      準此嚴格考究起來,「台灣民族」甚至也不能說是產生於「抗日運動」,理由很簡單,它「附屬於」日本共產黨,甚至是莫斯科「第三國際」。「抗日」這個含混詞,難以周延本島從大清國到日本帝國的「土著」社會對「集體身分」的認知──事實上保家護產,這個基於私人家園之利益,遠遠大於「民族」大義。試問一個從未經歷「國家」的豪強角頭政治社會,比起「民族」這個大字,對漢服的土著們而言最具體是「chhânhn̂g chhùthe̍h goán chó͘kong á放ê,chhiúⁿ sáⁿ siâu(田園厝宅是我們祖公弄的,搶啥潲)」,而不是鞭長莫及的皇朝恩典,除非它是吃公家飯的,具舉人秀才身分的少數識字階層。所謂的「台灣民主國」正是這麼幾個必須靠皇朝恩典吃飯的舉人秀才為捧飯碗的「抗日」行動,這是不是該被稱為台灣民族主義呢?如果是可以,那麼「柯學家」或「旺中」集團恐怕也符合「台灣民族主義」了?

      日本時代的「台灣民族」,大概類似今天所說的「台灣人」,至於「台灣人」的內涵是甚麼?這一點,在今天,恐怕還有得吵,因為有些族群並不屑被稱為「台灣人」,這也是可被理解的,只是若引用史料未經歷史性的批判,而援用日本時代建立的族群分類命名,最後可能會發現,原來那些分類是一個世紀以前日本學者的傑作,由兩任殖民者持續策立,而非祖先的命名。現代民族學在一個世紀前介入了本島的人群分類,這個分類一方面有學知上的樂趣,但會被「整組」留下並傳世至今,無疑是因為外來「殖民主義」政權在殖民地行政與管理上的便利性,符合日本總督府管理便利的,就符合「國民黨=中華民國」,由於這樣分類非常便利利用島內各語族的嫌隙衝突,以土著制土著,以「漢」之名,國民黨可將其所侵吞剝削的罪嫌透過「歷史敘事」轉嫁給說「台語」的「土人」──明治期着漢服台語人也被合理地稱為「土人」──在這種歷史社會的構造下「台灣人」被消失,所以說傳統的原、客、福、外省四大族群是扭曲得離譜的分類,說台語的「台灣土人」哪去了?事實上,客客不相通、閩南、閩西、閩北更是言不相通、種不相同、更別談利能相容,這些本來就不具「相同」特徵的語言群在不同的時期來到本島,形成「台灣土人」,所謂「金門不認同安,台灣無認長山」這才是人之常情,而非殖民行政的學者官僚論述出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

      今天流行的「台獨論」,無論其視點如何,往往因其徵引的史料未經歷史性的批判,導致「左翼」這個符號能輕易地在「統獨」間輕鬆穿梭,轉變其政治身分,解構「台灣人」這個建構性的身分,卻可以不論「中國人」身分的建構性。固然,你可以罵你的敵人很賤用假新聞、假訊息、假故事、假歷史…欺騙你的同胞,但也不得不提醒,未在政治以外的地方深耕、串聯,這才使敵人那麼輕易能佔領意識形態的制高點。建國獨立運動,不能只有「國民黨」以降的「政治」、不能只有「轉型正義」、不能只有228、不能只有解構國民黨經濟神話…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建國」而不是只做為一個「反對黨」,甚至連反對黨都不是的「街頭運動」,那麼我們確實該把「餅做大」且作得五味俱全──然而當台獨運動的朋友一聽到把「餅做大」,竟然只是去找「不同價值」、「不同路線」的黨或團體結盟,打亂首要目標,自斷「台灣島獨立」的特質。為什麼台獨運動者不是從「概念」的本身思考如何擄掠、侵占、擴大「本土特質」的每一個片面,讓原本看似沒有「台獨」可以利基的場域,也台獨化?

      這一點也不是甚麼抽象的理論,例如宮廟文化台獨化了嗎?這裡不是指宗教法,而是更基本的,台灣有哪些大廟小宮,拜些甚麼?為何而立?哪些屬於本島海民土俗信仰、哪些屬於帝國冊封…;味道的世界台獨了嗎?海島有哪些味道?為何有些味道被特定族群喜愛?而另一些則被討厭?視覺美學獨立了嗎?台獨運動者要有歷史家、有民俗家、有老藝師、有大廚師、裁縫師、聲音師…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乃至與我們共生的草木魚獸,台獨了嗎?這麼廣大的領域,台獨運動者卻只聚焦在成為「國民黨」的反對黨,或淪為早以棄獨的民進黨轎班。組成一個組織的目的,彷彿只是設法將明星化或英雄化的政治名嘴送進國會?

      回顧明治時代的日本青年,一草一木一土一物一味一聲…無不一一建立起分類系統,堅實的民俗、歷史、博物調查,建立起日本為何能是獨立昂然於亞洲的民族,他們可沒怕過從蒙古、從朝鮮、從華北、從雲南、從印度、甚至猶太人,尋找日本人祖先的起源與遷徙。但今天的台獨運動者,聽到「閩南」兩字,便嚇如見鬼,而不是將這片看似無法被台獨化的「海賊世界」與「山民世界」納入文化與歷史建構的內容。日本人卻從不畏懼地以「稻作」、以「南船北馬」、以樹神、月神、三石祭、三元祭典、海神、河神、貫頭或前襟服飾、生態政治史觀……建立各種土俗概念將東亞大陸納入「大和文化」的詮釋對象,施加日本式詮釋建立「和化」的世界,用以凸顯「不同時期」的日本,在這片季風與洋流交會的海域亞洲上生活過的足跡,標誌出表現獨特的創造性,而非一成不變繼承來自東亞大陸的一切。大和文明之所以敢於獨立出一個他自己的系統,正是在明治以降漫長的國民國家化過程中,以有組織的調查、研究、與論述,逐漸積累日本的過去與當代的斷裂或連續的歷程,尋找日本在亞洲與世界的獨特價值。今天,台灣的建國運動遭到騎劫,在政治上失敗後,是否也該沉澱下來反思不足處──建國運動絕對不能只是政治的主張──若建國運動陷入了除了政治之外別無他物的乾涸沙漠,那麼也將完全喪失「豐富獨特性」的迷人魅力,而淪為只能是國民黨「對體」的一種政治主張,如此的老路一代又一代已經夠了……

作者:早見憂
小時候在表演藝術圈搞種種劇像實驗,破產後靠寫廣告維生,2006年後躲起來做古東南亞史與海域亞洲研究,變成一個沒甚麼出息的普通大叔,現在不知道在幹甚麼,只好靠點翻譯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