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是「中國人」:Chinese身分之生物政治批判篇/早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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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現代國際上處理「國籍」(nationality)的規定,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中國人」,很簡單,只須符合一個客觀條件──但決不是生理特徵,因為中國境內不只黃膚黑髮、還有黃膚棕黑髮、略深棕膚黑捲髮、甚至白膚棕髮藍眼──此唯一之具體客觀條件即此人是否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證明或護照。凡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證明者就是「中國人」,未持有者就不是,與個人認同與否沒有任何關聯。其他任何理由都只是主觀認同而已,主觀認同並沒有法律效力。這就是國際上的「一中原則」,此原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張的「一中原則」,其兩者意義完全不同,前者是基於處理國際事務的規範性邏輯主詞,只求邏輯的內涵與外延之名實一致,後者基於中國霸權擴張的主觀要求,主觀想望不具任何法律效果。

      當一個本島人聲稱自己是中國人時,若非受「黨國史觀」所陷/限,就是為了特定的政治商業利益而刻意自黏「中國人」這個模糊又未經檢證的概念。「中國人」到底是甚麼人,大抵有三個面向來說,首先是「國籍」;第二則是本島政客最愛使用的「文化上的中國人」;第三則是無須理會的「泛血統論」。

「國籍」是法定的,「血」是「社會性」>「生物性」

      不存在「血統上」的美國人、荷蘭人、法國人、西葡義大利人、埃及人及土耳其人⋯⋯等,正如不存在「血統上」的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台灣人、菲律賓及馬來印尼人⋯⋯。因為一個人能否在某特定行政區居留,或成為法定住民,需要一連串的法定的行政程序,或由父或母系方面得到身分繼承。這是就現代「國民國家」意義而言的國籍(nationality)──護照上 nationality 是國籍欄,不是民族(ethnos)欄位──簡言之,只有「中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沒有「中國民族籍」或「中華民族籍」。反論者或會指摘,目前的民族識別欄位是寫「漢族」,不過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內部殖民身分制度,至於甚麼是「漢人」,是否存在漢人這種「人種」或「血」這又是另一個有待被澄清的生物政治之課題。 

      「國籍」是近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產物,用以表現「個人」與所屬「國」之間的法律紐帶,準此,個人有某國籍即為某國之「國民」(nation)。須注意的是,自然人取得國籍辦法至今仍是沿襲自羅馬法的民法架構,依此架構「市民資格」(civitas)的取得區分為「屬地主義」或「屬人主義」。由於歷史變動,世界各地的「國籍」取得資格也經歷許多變動,但歐亞大陸、非洲與大洋洲仍以「屬人主義」(Jus sanguinis字面即血統的權利)即從其父或母而繼承國籍資格。而在美加地區、南美各國多採「屬地主義」(Jus soli,< sǒlum的所有格)即以自然人的出生地為國籍,而不必一定從父或母。如果只說到這裡,讀者一定會認為「血統」對「你是甚麼人」還是具有很大的約束力,但請注意,「國籍」與「血統」是指繼受自父或母之一方的「國籍」資格,而非繼受者及其父或母的「族屬」。

      「族屬」(ethnos)、「血統」(?)、「人種」(Race)、與「國籍」(nationality)四者各有迥異的概念,又由於世界各地域的歷史境遇中未必有相對應的土俗觀念,因此產生了「知識翻譯」或「觀念翻譯」上的曲解。這些項目,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除了「血」之外,其他都可算是近代歐洲民族學與因應政治社會變動而產生的工具性概念──特別是 1.主權概念作為絶對主義體制正當化的原理,與此過程中促使近代國民國家的誕生;及 2.海外殖民地的全面擴張──這兩件事深刻地影響了今天的亞洲人、甚至台灣人對自身集體的認識框架,特別是以上四個主要概念。

      先談「血」,即便在歐洲也很愛談「血統」,今天我們將「血親」分為直系與旁系,這也是羅馬法的遺產*(跟儒不儒無關),但這個「血」真的是生物性血液嗎?這是一組非常難以對應的觀念叢結,是否能把blood對應為漢字的「血緣」、「血統」、「血脈」?後三者比較接近歐語裡的descent、lineage,漢字文化圈(包含日本製漢字詞語)著重在「血親」構成的垂直關係網絡裡──「觀念翻譯」的選字偏好用「血X」,不過若用「繼嗣」或「世系」等字眼其實比較能在外延上窮盡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擬制血親」與由「擬制血親」展延的祖源傳說*(例如畬人拜狗頭王為祖、古漳人拜蛇為祖、越南京族自為龍種-即與鱷魚交配後的種族,或凱爾特人=Celt對源自龍或飛龍的崇拜⋯⋯)。

      「血」是人類社會間普遍的「象徵性交換」元素,它既構成人間關係最基礎的「階序」(hierarchy)、「境-界-線」(borderline),本身卻又是「可交換」的「象徵」符號。「血親」在民法裡雖被定義為生物性概念,但在現實操作中,「擬制血親」的存在,及民法將「擬制血親」的法律效果視同「自然血親」都可以看出「生物性概念」的「血」無論就內涵與外延都有非常大的不足,這個不足是對作為「社群性概念」的「族」之延續與再生產功能而言是不足的,因此無論在部落社會、傳統鄉民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大量採取「社會性概念」的「血」,例如「歃血為盟」這個無論在羅馬、在凱爾特、在美洲印地安、印度、東亞漢字圈社會…都可見其記錄,現代不以「生物血」做祭品或符號,但在基督信仰裡,仍以紅葡萄酒代替耶穌「寶血」,飲血成為兄弟,透過儀式性分有對方的「血」達成信仰力的擬聚與具體化。事實上,人類社會對「血緣」關係的強調,從不再作為「生物性」的血之直接分有,而是對該社會集體的保衛。

血液學史短顧,「族」(ethnos)並非基於「血」或「基因」的分類

      人類對血管的學知雖然可溯源到公元2世紀,古代,人們將血液當成藥品直接口服,聲稱可以治療某些症狀。在西歐歷史上,活體輸血的首次記錄是由生理學家 Jean-Baptiste Deny s的非法行醫。Denys 將山羊的血輸入到一位高燒不退的男孩身上,男孩奇蹟似地─沒死,而且燒還退了。此事發生於1667年路易十四太陽下的法蘭西,此後秘密進行輸血的實驗偶有所聞,但像男孩那樣奇蹟不死的,十分罕聞,由於出人命頻傳因此輸血一直被禁止。直到1901年奧地利免疫學家 Karl Landsteiner 發表ABO血型的分類,輸血這件事才算開始有了安全的門道。1907年才逐漸解決血型不合的抗原抗體凝集反應,此後人類對人類的輸血才逐漸安全地實現。也就是說,所謂的「血統」指的從來就不是生物性的血,因為1907年以前,人類的文明裡對血尚欠缺基本認識,連「血清分離」的觀念與技術都不存在,更別提以DNA進行親緣判別,一個人被分類為甚麼族往往只是因為「殖民行政」基於施行的方便性,而絕非是抽血驗血看DNA因為1980年以前跟不存在這種技術。

      如果2850年BP.(Before Present)在中國陝北的靖邊縣陽周城,真的曾有位姬軒轅,那這位英雄到底是我們的親家、還是仇家?有沒有可以證明他的生物身分的指甲、髮、骨骼⋯⋯或任何身體構造的碎片?當然沒有。1903年(這時中華民國尚未誕生)一位紹興文青魯迅也曾面對清季否象有過一股(與今之本島境遇類似)莫名其妙的「亡國感」──「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照理說,這位紹興人應該是「仇滿」的民族主義者,可是他卻也產生「亡國感」?實在說,無論姬軒轅出於在陝北,或征服了有熊國(河南新鄭),他都聽不懂(烏越)紹興話,就算他的指南車能風塵僕僕沿著無定河先馳400餘公里,再坎坎坷坷200餘公里出三門峽,才終於進入淮北平原,接著還得跑個600多公里過淮河入淮南還得再200公里才碰得到揚子江,如果他的指南針很偏,那可能受阻於雲夢大澤,若真的很南,會受大別山霍山所阻,再偏東些則車馬難行一路泥濘沼澤濕漉漉過揚子江……這串略顯冗贅的空間描述只是要強調,一個廣域空間從自然環境上就充滿了高度的異質性,黍稷北粱外江穀,秈秫南飯炊美糕,哪來一樣的體質?古人猶知南船北馬、南北俗異言語音聲不合,既不同文也不種,哪來甚麼「同文同種的漢」?

      姬軒轅得跋涉近2000里才能到周樹人的故園,狂人魯迅何必向姬軒轅薦血?對百越屬而言,姬姓也只個北方蠻族的入侵者。姬軒轅是甚麼人?戎狄?匈奴人?鮮卑?突厥人?蒙古人?2850BC.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前,並不存在「漢」這種族屬,連「漢」這個字也不存在,當然也不存在甚麼匈奴、突厥、鮮卑、蒙古⋯⋯等,這些名稱都是在公元前3世紀因應「帝政」體制,破除舊封建而建立「王統」所進行的「人群分類」,樹立「神祇血脈」作為「王族」的權原,由此而重新冊封或劃分與「神/王」血脈相近的姓氏或部落。這是一個非常武斷,且充滿人為構作的「文字性」杜撰,與其說「共祖」不如說東亞大地上各種「相異族屬」彼此廝殺後扭曲的一套破碎的王統神話,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當時的清、中、日、歐⋯⋯的民族學、歷史家透過「東洋史」*(即後來的北亞史與今之東亞史)濾構出一套內在發展邏輯一致的族群分類與族群史理論。

      1990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敘事就是從上述這一套集合了英、法、德、俄等,歐語世界的「亞洲民族學研究」與日本傳統「東洋史」所綴輯而成的分類概念與框架中,剪貼一小部分加以重組的,今天,東亞人的我們是以這一套知識框架,認識我們自身的社會來源、分類、與形構,是現代世界圖像的知識起源未經批判性的檢證在作祟,而不是甚麼「同文同種」、「血濃於水」,DNA內建自動午夜夢祖的屁直觀。說白了,我們一直以為這是國民黨的編造,但國民黨哪來那麼的學問支配國際的「東洋史觀」,事實上,我們被叫做甚麼族是來自18世紀的亞洲殖民行政知識的國際合作──即論文的相互援引──而非我們真是甚麼「族」,寧波話、台州話、閩北莆田話、閩西客語、閩南海線漳泉潮話、廣東話…即使這麼鄰近的地域,連語言都完全不通,完全無法溝通,哪來「一個」漢族?

      反論者或可聲稱1866年 Gregor Mendel發表的論文裡就已經提到「gene」(遺傳子)這個觀念,是的,不過那是植物與昆蟲。事實上 Friedrich Miescher在1869年就已發現在現代被稱為DNA的核質(nuclein)。事實上 Friedrich Miescher在 1869年就已發現在現代被稱為DNA的核質(nuclein)。1878年 Albrecht Kossel分離出核質的非蛋白質成分,也就是核酸。是的,但事實上卻要到 1986年,第一台可分離大分子如 DNA半自動「脈衝場凝膠電泳儀」(pulsed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enables separation of large DNA molecules)生產出來後,才有辦法為人類的基因定序。這也是為什麼直到1967年東京大學著名的人類學者寺田和夫出版的《人種とは何か》──這已經是匯集了1960年代以前最先進的人種與遺傳學知識的短顧──這本書完全沒有SNP分子標記*(即俗稱的遺傳變異學名為單核苷酸多態性或一塩基多型),因為1960年代以前,對「人群差異的可視化」還沒有能力進入分子層次領域,看見那些「不可見」的「差異」。當時有關人種分類的理論仍然是「膚色」、或如色斑、體毛分布量、五官頭顱特徵、骨骼結構、指紋,1960年代後的「遺傳子」群聚的親緣性追蹤,雖可以血清抗原分析,如以ABO、MN、Rh、Ss、hp等血型系統作檢驗,追蹤親緣關係。70年代後發展出HLA(白血細胞抗原)的鑑定,但得提醒,在1997年以前Svante Pääbo發表成功建立尼安德塔人的粒線體(mtDNA)檢測之前,這些檢驗都只是對生活於「當代同時期」的人群之群聚偏性所作的檢定,換言之,方法論上存在相當大的抽樣疑義、也缺乏太古基因的參照。

     也就是說,19世紀累積下來有關本島的人群分類存在著相當大的疑義。因為一直到1910年,人類的血液才被建立起ABO這個基礎分類法,而基因的檢測則要到 1952-53年 Francis Crick等人發現 DNA的二重螺旋構造後,分子生物學運用在人類基因檢測才逐漸開始被實現。試問日本時代土俗人類學的人種分類的「生物科學」基礎在哪? 二戰前的民族學調查法,與族群分類理論建構得很漂亮,但現實條件、及所能採取的方法、和目標導致的觀點與視野,無不疑點重重。不論別的,首先,1950年代以前連最起碼基因檢測技術都未出現。第二,帝政殖民主義時代沒有那麼多的財力人力能投入精密的分類。第三,近10萬年內的亞洲大陸與島嶼的人類早已經歷反反覆覆的混種,不僅沒有純種,而且近3000年內都屬「新變種」。

     以上簡短回顧,要提醒的是1950年代以前對東亞、對本島所作的人群分類,甚至是語言系譜的建立,其知識源頭都非常可議。如果今天持續妄以這些未經批判或檢證的「源頭性」知識──特別是族群分類──進行自我族群與社會的認識的再生產,那麼別說是「建國」,恐怕連社群自我主體的建構,都會出現很大的內在矛盾──本文要提醒的反而不是有沒有「台灣人」,而是提醒「沒有生物概念」的中國人。當然,在本島更主流的是「文化上的中國人」這個主張,但事實上「文化上的中國人」與「泛血統中華民主義」半斤八兩,前已提及東亞大陸人群複雜,言不同、史相異、就連吃、住、穿、行、生死民俗,東西南北都不同,何來「文化上的中國」?(這部分留待下篇chinese歷史身分的文化政治批判)

作者:早見憂
小時候在表演藝術圈搞種種劇像實驗,破產後靠寫廣告維生,2006年後躲起來做古東南亞史與海域亞洲研究,變成一個沒甚麼出息的普通大叔,現在不知道在幹甚麼,只好靠點翻譯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