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2020大選的近史文脈:ROC Taiwan對PRC代理公司?(上) /Birdy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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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民族(國族)做為想像的共同體」一詞即使中學的社會科教科書也已普遍化成朗朗上口的觀念,但不幸的,這句話在本島社會裡已被反轉出兩種抵消「獨立建國」的意義。首先,既然只是「想像的」為什麼非「台獨」不可;再者,何必恪守國民國家(nation state)這種笨重的體制,與其堅守這不斷遭圍困的體制,不如以「多元民主主義路線」讓「黨/國」都無法發揮力量,以公民社會多元政治路線取代「獨立建國」,從理論與現實上,一勞永逸馭駛國家機器令之無法凌駕社會。這兩套對建國(nation-building)進行延異的懷疑論與策略,能否幫助本島擺脫「國共遺緒」與「北京一中」對本島諸社會政治體的綁架,在今天看來答案已經很顯然,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多元將只是懸吊在「兩個中國」間的恐嚇性鐘擺,國民黨及其諸側翼已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代理公司,民進黨及其諸側翼則只能在選舉儀式中被迫擁立「中華民國」作為執政法源的根據,然而這種「劇場式的民主」終將遭到經濟、族群、性政治、勞權、環保生態政治、農政、漁政…與各種次政治的圍困,擺盪於兩黨間的政治經濟部門,將持續呈現負功能狀態,主權問題仍將隨著美、日政治或國際局勢的波動而搖墜。

統派利用「多元」解構「台灣性」抵消建國,台獨迫轉成華獨

      上述兩種路線並不是斷然二分,對前者的深思往往可輕易的演繹出後者,然而必須提醒,這是僅存在於「泛獨派」的問題,理由是台灣獨立建國的思想構造仍須從國族(nation)與族群(ethnic groups)在現代政治體系如何相容,從而「說服」。這個「說服」在歐美語的世界裡是經歷數百年不斷的戰爭,藉著資本與武器的強制力成為一個獨立國家(One Nation)的概念,之後才由「想像工程」使無數個社會群體(Societies)由國家(One Nation)取代,最後在20世紀的兩次大規模戰爭中決定了現代世界政治疆域的圖像。在今天,上個世紀主流的建國途徑已被「民主─人權」普世價值所禁制,在這個基本的格局中,台灣獨立建國的追求不斷遭到統派利用本島的海域社會多元性構造,而將本島解構為各種少數民族與階級,使其內部充滿各種中介團體而無法凝聚為一個台灣國家(Tâioân nation)。

      上述的「泛獨派」包含基本教義建國主張者、與目前居主流的中華民國台灣論者,這兩大主要派系最終將在2020年民進黨及側翼同盟全面贏得大選後的第一個夏天完全分裂,基本教義建國派很可能成為歷史名詞,也就是嚴格意義的「台獨」徹底遭裂解而為中華民國台灣的主張併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且不論內部各種權謀內緒,而只就1988年後,以「選舉」分勝負的方式,也逐漸內化為中華民國「本土化」的儀式,隨著這個儀式越加頻繁地被社會集體所「拚戲」演出,整個政經資源配置也隨之裂變位移,而在此過程中,很遺憾的,意識形態再生產機器並未即時更新,而是直接將選舉當成民主實踐的本身。正是在這樣個過程中,「華獨」深埋在「台獨」的政治實踐裡並與之共同茁壯。這一點只要分析90年代台獨運動的資源,便足以更進一步掌握到底「台獨」最終如何轉化為「華獨」──但基於政治正確的屏障,這是不會被雙方承認的黑盒子,但卻能由橫跨「日本時代」與「黨國時代」的本土財閥家族與戰後新興本土菁英,如何在「後蔣」時代為所謂的「民主化」推動進行協力分工。正由於這裡面有著太多不能公開說破秘密,所以少數觀察家才指責為「劇場式的民主」。

      更不幸的是,「李」時代並未被置換的「統治軟體」實際上仍是繼承自「日本帝國調查科學」與窮途末路的「中華民國」之「威權恩庇侍從」體制之合體。日本遺產固然是國民黨為何能順利統治本島的基礎梁柱,但這遺產恰恰好是台灣無法成為一個 nation,而只能是許多族群(ethnic groups)所構成的中介體,統治、命名、多元與否的保證皆來自「日本─中華民國」,從而就統治行政或殖民行政下的「多元」單位都不會、也不允許有 Tâioân nation這個群體,他們被簡單地化約為「漢人」,也由理論設基點就斬斷 Tâioân nation誕生的可能。

      次就民主鬥爭的政治實踐而言,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後,「中華民國本土化理論」、與「國民黨本土派」的崛起都有充分的「日本─台共源頭」可導源,這一劇變固然導致國民黨分裂,另方面卻也使Tâioân nation的理想直接由「中華民國本土化理論」李代桃僵,不僅「本土」與「建國」混淆難分,甚至「左統」也以本土社會的基層分歧接收了「工/農運」這關鍵的政治「票倉」,許多左統政黨都是在此背景中崛起,在今天反轉為「改統路線國民黨」的側翼。必須提醒,終90年代到的二千禧年初,整個世界瀰漫經濟自由主義與全球化風潮裡,「國民主義體制」** (舊譯nation為民族)在這波風潮裡直接被宣告壽終,從而「當年的」學運新世代思想中,「國民=nation」成為一個過時的髒字而被「民主」取代、「社會」被「網絡」取代、「國家」因現實的投射,竟莫名其妙地等於「李登輝─國民黨體制」──這並不是巧合,而是恰好①銜接「統派」傳統上反「蔣家國民黨」的共同交集,及②新世代青年反黨國權威的交集──正是這個機轉,20多年來的統獨論述中,李登輝角色有了三重構造,他既被90年代的學運青年當成「黨國父權」總批判的標靶,也被統派聯合非主流派國民黨標籤化為「台獨」,同時他的「台共淵源」卻又被曖昧地表徵為「台灣人政權」,這三重構造恰恰好印證著台灣所謂「四大族群」構造中,bô Tâioân lâng或台灣人作為「族」的結構性缺位,正是因為四大族群中不包含「台灣人」,所以「台灣人」三個字,才這麼容易被挪用、操弄、任意剪接拼貼,正是因為Tâioân nation在還不成人形的胚胎時,就已經被「日本─中華民國」統制體的分治策略所撕裂。

反共的反成中共代理人獨派獨成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歷史詭計

      「本土化」的「中華民國」在1996之交,李登輝以「台灣人總統」正式被統派標籤化為「台獨分子」,但這只是以選舉為中心的「政治光譜」ideal type,事實上1996年後,無論民進黨、還是李登輝代表的本土派國民黨,都已經承認他們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做「民主」的競爭。唯國民黨法統派元老、或代表統派的新國民黨連線等…不甘心「中華民國」政權,竟會落到「台灣人」手上,因此李登輝便被被冤上了「台獨」標籤。不過李登輝很精明地,沒有正面的背上這個十字架,90年代中後期的「民進黨」與「本土派國民黨」形成了一個「本土化」的中華民國,用當時雙方的公開聲稱即:「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須再談獨立」,但這個局的成形,並不是僅由兩黨公開或私下決定,本文前述已經暗示,日本時代到黨國時代都有兩兩吃得開的「本土」財閥世家,小商人與大財閥之別,在於用商業資本轉換成政治資本、學術(話語權)資本,從而為其「資產」穩固再生產的保障。

      今天,視李登輝為台獨,與將民進黨劃為台獨,兩者都只是國民黨及其統派側翼基於選票劃分的策略。這個策略,並未真正幫助到統派在本島的擴張,只是方便穩固「國民黨傳統票倉」,但無法開不出新板塊,但這個結果在30年前統獨光譜含混並未被預料到,因此種下來2008年馬急著「出脫」中華民國形式上的政權,將國民黨完全拉到「統派」光譜,企圖藉中國之手與中國代理人集團分掌握「棒子」與「糖」,穩固國民黨在「台灣」的復權。這個考慮是基於他們的「中國想像」,也就是所謂「兄弟之邦」的想像基模,它指的是「中華朝貢」體系的現代版──90年代中後期「中華朝貢」重新在浜下武志手上復活,借貢德·弗蘭克(Andre G.Frank)、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模型,「中華朝貢體系」也被社會學化為一種與中國相處的政治想像──但2010年後,事實證明,中國要的不只是「一國兩制」朝貢邦,而是完全共產中國化的行政疆域。

      在接下去的新時代,「民進黨」與「李登輝國民黨」的選戰中開啟了「新世代」對「統獨」構造認知的「大易位」。原本反共的國民黨,成為中共在本島的代理人;原本與左統曖昧難分的公民民主多元社會路線反而成了「獨派」,而原本的「基本教義建國派」則在時間中逐漸凋零成殘餘老兵,遭「新世代」打成「反進步」與「反政治」的沙文主義者──嚴格說起來,拜選舉所賜,真正意義的台獨,即終結中華民國及其憲政體制,易轍為台灣國新憲政,已極小化到不足一萬人──但國民黨及其統派同路人,基於「選票」的藍營固有結構,他們還是必須把「真正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民進黨」歸類為獨派──真可笑(How ridiculous)!「後馬國民黨」成了急著想「終結中華民國主權」而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的一群,而被他們標籤化為「台獨」的民進黨,竟在理性詭計的歷史中反轉成「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中產階級主流代表之政黨。若問2020年大選的本質,對式微中基本教義建國派而言,很遺憾的,這將是一場徹底最小化並瓦解基本教義建國派的選舉儀式,不過同樣的,對極端中華血統主義統派而言,這也是一場最小化急統派的選舉,只是若要比人數,建國派可能遠遜於統派,因為建國派本來就反對選舉路線,因此無法在以選舉為中心的遊戲中有任何的利基。

      在理解完全是來自為選戰而刻意操作出的「輿論」產物,但「大眾社會」的特質正是樂於只剪接「打臉秀」從中得到政治的娛樂的效果,當超過半數的人都在同一層訊息流時,誰在乎這是一場蒙蔽!劇場式的民主,總以它的最大公約數「再現」現實,即使是受蒙蔽。 

作者:Birdy Bird *(Id. B.B. in New Bl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