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名」的阻力與1980年代「中國觀」的抗力(上)/Birdy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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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台灣「正名」的阻力與1980年代「中國觀」的抗力》分為上下二篇深入探討

      武漢肺炎病毒全球擴散,各國為防疫而對中國下禁航令,台灣亦遭殃帶衰,一度也被列入對「中國禁航令」的包含對象。外交部認為這是因 WHO將台灣視為是中國一省的結果;另一說則是華航,國際上使用 China Airlines,引發的誤解。無論原因如何,因與China糾纏不清的國際糾紛屢見不鮮,Taiwan為何不能只用Taiwan作為國際法人正式名稱?

台灣不是中國,實在是一個無須再談的「常識」,然而…

      遺憾的是,反對以「台灣」作為國際法人正式名稱的阻力,並非來自國際環境,至少,加、美、日、澳,幾個太平洋主要大國都曾釋出過接受「台灣」作為國際法人名稱的表達或簽證政策的調整,事實上抗拒「台灣」正名的阻力,竟來自本島社會內部,而且還是礙於「選票」而不敢妄動。

      台灣被視為中國一部分的困擾並不是今天才產生,「中華民國(在台灣)」被視同「中國」而引發的困擾與紛爭,從國際事務、貿易到個人旅遊,年年屢見不鮮。中華民國身分或護照,事實上並不如政府為宣揚「政績認同」所發布的華語新聞聲稱一般,真有那麼好用。例如外交部聲稱,2011年後持中華民國護照免簽即可前往申根會員國地區(Schengen Area),然而入境北歐、波羅的海、東歐等各申根會員國區,「中華民國」護照仍常被誤以為是偽照或無效證件,事實上直到2016年仍發生冰島、芬蘭將台灣留學生的國籍註為 stateless事件、2018年發生台灣留學生遭挪威政府拔除國籍事件,若中華民國身分在國際上真的那麼罩,為何這種糾紛屢見不鮮?

      難道使用「中華民國」就能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欣然同意「兩個中國」嗎?難道使用「中華民國」能使「台灣人」或「台灣政治體」在國際上得到迥異於「中國」的「區辨性」,因此能在政治經濟、或商貿旅遊等活動上享有更自由、更便利的空間嗎?既然「中華民國」只有帶衰,那麼本島社會內部為何屢屢抵制「台灣」作為國際法人名稱?最後,就「常識」而言,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只需問:「台灣島住民持有的身分權源,是否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答案,不言自明。

具有執政資本的團體,為何總傾向擱置被「China」帶衰的國籍…

      票源結構看來,認為「台灣不必從名義上與中華民國區別」的主張,其票源往往與「視現狀同獨立(包含所謂的淺綠與淺藍)」與「泛台派」甚至「建國主義者」缺乏區分,這導致嚴格意義的獨立建國主張者的意志(或選票),會在為了「選舉票數最大化」而掀起政治正確輿論中受威脅遭綁架。一方面這是「把餅做大」的迷因導致的結果,另方面,泛台派選民認為若建國主義派完全脫離這個票源,有可能使公敵國民黨「險勝」,這是目前由選舉看問題的主流立論。

問題在「反國民黨」、「反中華民國」、「友中(共)」如何脫鉤/上鉤?

      在台獨運動的前期過程中對「族/國」分別的類型意義功能如何發生「所謂的」民主及「批判意義的」民主如何反過來型塑「國/民」資格缺乏經驗性的觀察成果這倒不是因為前輩未盡功而是因為現代性的民主與國家制度在1960年代以前本身就還處在社會集體的實驗過程中直到1980年前後所謂的Nation(國民國族民族國家族聯合體…)、現代民主制度人觀社會(或文化)經濟作為一種假定的結構如何構成理想的政治社會恐怕都還受限於「三民主義研究所」時期的認知框架中這些龐雜的整合事實上是伴隨著全球現代化進程在不斷面臨衝突與容受的經驗性描述它們不是片面的學術論證而是實際遇到之後才能知道的結果

      「以國為民籍()」作為現代國民國家身分制度民主機制的關聯性如何在本島的歷史與發展現狀中如何被導引為以「台灣之名」立定為新而獨立的國家這是受限於過去的經驗範疇所能達到的因為過去的時空不存在「現代國境線」及「國境線內的國民觀」更遑論「現代制度的民主」是建立在國境線內部「國民資格」認定制度上──所以台灣獨立建國做為一種政治路線只能由今天向未來打通這個隧道本島社會自1990年後正式的進入這個隧道今天還在隧道內因此有時必須回顧定向。過30餘年來由於上述的定向工作未被如期的紀錄與檢證對路線與地質構造的忽視混淆最後導致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需要宣布獨立,它的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而這是個大腸包小腸的隧道,對國民資格的同一性而言不是健全的狀態

      該主張自1995年至今已確立為是當前最具「政治正確」*(即選票最大化)的主流政治主張。就結果論該現象是被固着於票源結構,但其「認知框架」卻有一段漫長且複雜的演變過程。本文僅就1980年代海外留學生與當時的「中國觀」這個片面略作探討。

      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灣政治,並非只有「民進黨」VS「國民黨」=「獨」VS「統」這麼截然二分。中華民國的政治板塊隨著「後李時代」的遠近而對「中國形象」產生「釋放」、「融入」、「排斥」三種反應。這三種反應一方面有來自日本時代本土政治社會運動對人群分類的遺緒;另方面可由1970年代中後期以降的知識青年,在海外求學過程中面對「非國民黨」所生產的「中國觀」之一連串變形有關。當然,1949年後來台的早代中華民國籍人士,他們的「中國觀」與「民主化」追求,也參與在這個三維空間中發生變化。

      不過就世代性而言,在 1970年代末 80代就已經是海外留學生的這輩人而言,無論他們的父輩何時來到台灣,大抵已都是生於本島的土生仔。這些人構成了90年代至今本島政治經濟的中上層結構,同時也占據了近20餘年來「輿論」的制高點。這些院長們、社長們、主任們、主編們、委員們等等的「中國觀」多少與1980年代前後海外留學時期記憶的覆寫(Override)與重塑有關。覆寫的發生多半與「才不信國民黨那一套」的認知機制有關,對「國民黨的不信任」與對「中國(共黨中國)」的印象或評價,從政治形式看固然具有「對反性」或「含蘊性」兩者之一,但實際上1986年9月28以前不存在民進黨,因此只有「中國」而分「屬共黨的」或「屬國民黨」的。這個認知的方陣(Square of Opposition)裡,結構位置上缺乏「台灣」與「中國」的對反關係?由於思想管制的關係「台灣民族主義」在相當漫長的時間裡,也僅與「日本」形成對反關係而存在「近代中國史」的論題下。若這麼描寫略嫌抽象,不妨直接反思:「為什麼『台獨』陣營中,存在許多『友中』者?」、「為什麼許多台獨主張者,在尖閣諸島的主權上『友中』?」這樣暗示已非常明顯。當柯某初以台大外科醫師涉足政壇時,他打的是深綠大旗,這不是他刻意欺騙,而是他自己根本沒意識到政治身分與意識型態的「時差」,與民進黨內許多前輩層峰類似,「深綠」在他們的分類認知裡就是「極反對國民黨」的意思,而不是「反中國」。因為以他們的世代背景與學知氛圍而言,他的自我認知中「反中(共)」是國民黨生產製造的神話或笑話,而「反中國」?可能在1995年「飛彈危機」前,他們並不清楚那是甚麼,因為歐美老師們沒教過…(不是玩笑)

在台灣當代政治境遇裡,「反國民黨」與「親共(或友共)」,一度不相悖,甚至可能還存在結盟關係

      大正末昭和初曾生曖昧,不過時間短暫涉入不深,因為當時的國共關係也反反覆覆。1947年後國共全面對立,「反國民黨」勢力先在海外形成團體,但並不是所有「反國民黨」勢力都主張「台獨」,台獨團體或台獨主義者事實上處在非常「曖昧」的位置上,有時被「所謂的」本土派所挾持、有時被「所謂的」民主派或自由派、甚至1971年後也被「海外保釣派」挾持,狀況與今天相似,為了把餅做大而策略結盟最後變得四分五裂。當1987年11月開放探親後,「紅肥綠瘦」成為一個黨的結盟關係完全現形,1992年廢除刑法第100條後,這種關係隨著「對抗」李前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本土派」而化暗為明,90年代初不分民/國兩黨、無分獨統兩派,紛紛前往中國尋根或朝聖(當然也包含為投資而佈局),類似的新聞或報導在90年代初被大喇喇地讚頌著──不西進壯大自己怎麼有對抗國民黨的資本呢?這便是90年代的路線策略,2001年元月,開放小三通,從政策形式正式「終結」國民黨長達40餘年的「鎖國政策」。

      國民黨的「反共主義」與1995年後的「建國主義」、「台灣民族主義」在形式上居於同樣的意義位置,這使得厭惡「反共建國」口號的那一代人,對於「獨立建國」產生一種意識型態「再覆寫」的認知,正是這一點,令不同時期的「台獨」定義或認知產生劇烈的內部抗力。

(待續…下篇分析1980年代「中國觀」對國族認同的影響)

撰文/Birdy Bird *(Id. B.B. in New Bl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