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名」的阻力與1980年代「中國觀」的抗力(下)/Birdy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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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上篇最後談到,1990年以前厭惡國民黨「反共建國」口號的那一代人,到了1990~2000這個緩衝帶時,對日漸浮現的「獨立建國」產生一種來自舊時代投射的厭惡,他們稱此為「意識形態」的鬥爭。當時的民進黨新世代*(被黨內主流派系吸收的野百合世代),對所謂的「獨立建國」甚為反感。這批新勢力也是千禧年後政壇的新主流,當這個「認知框架」吸納了社會上中產階級與主張對中國貿易開放的「西進派」後,他們成為1996年後對抗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本土派*(南進政策)最主流的政治聲浪。拚經濟、不談政治、不搞意識形態,一度蔚為1990年代末的口號,而且為民進黨贏得執政寶座,但很快的時間裡,也被國民黨挪用為對付民進黨執政的口號與「意識形態」,即是「拚經濟、不談政治」─此並非韓首提出,而是自1998~2008整整圍困台灣政治10年的「拚經濟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極度反中國的「台獨」事實上是很晚近才全面被逼出,隨著2000年後經濟上對中國急遽傾斜,關心台灣本土政治主權的青壯世代開始對「中國崛起」的現象產生反感。2000年左右,即使在歐、美、日也強烈感受到「中國崛起」的現象,然而當時「拚經濟」不只是台灣社會內部的意識形態,也是國際上「貿易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當時最強調的就是「競爭力」三個字,這個背景下,原本90年代被壓抑在政治運動最底層的「台灣民族主義」=獨立建國基本教義派,才真正得到「新世代」的支持,儘管仍是少數,但卻與1991年以前截然不同。2008年11月陳雲林訪台衝突,可說是今天「新世代台獨」重新凝聚的臨界點,接著是「反媒體壟斷」運動,從 2008到 2014到達最高峰,也在2014的3月佔領國會事件後,所謂的「台獨新世代」遭到全面裂解,至今仍持續碎裂化。(原因很多,礙於主題篇幅,本篇無法一次探討。)

認識中國的「媒介」決定了八九零年代的「反國民黨聯盟」中國觀

      以下繼續回顧,在第二千禧年之前,「反國民黨」聯盟的「中國觀」的演變。這個「認知框架」的發展脈絡必須重新被釐清、再認識,才能有助於化解「泛綠」陣營內部因「相識而分手」的「世代隔閡」。但必須強調,並不是早一代人都很傾中,新一代都反中,這是絕對錯誤的標籤。今天如果是出生於1974年以前的世代,多少會有一個「喜讀匪書」的學生時代記憶。甚至可以說40代以上的台獨主張者事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念大學時,根本都是被中國「中央政治局」出版的馬列全集譯本長大的,而在稍早的一代,則是在 MaxWeber的術語中摸索東亞經濟史與現代化問題中成長的。此外,1990年以前的「中國」與今日中國根本截然不同,與好壞無關,而與80年代「中國」、「台灣」仍相互封閉的狀態下,台灣知識青年藉以認識中國的「媒介」與「印象」有關。

美化的「中國觀」與1980年代前後國民黨海外形像對國族認同的影響

      前述「中國觀」的意思並不能簡單等同為「親中與否」的正負關係,而是這些「政治路線的代理人」‧如何‧評價‧中國與自身的關係。這就牽涉到這些代理人所看到的「中國」聚焦在哪一個「歷史時段」或「當代時段」,由此而對「中國」產生親/遠不同的詮釋或評價。

      1977年到1988年,台灣島上的文化─政治─社會運動,與整個1990李朝、第二千禧年後至今的意識型態光譜與政治板塊,三個10年都是天差地別的巨變,即使單就「台獨」這個字眼在1980年代、1990年代、2010年以後,這個詞所指的路線內涵、採取的具體行動,也都截然不同,每個時期的「台獨」都無法畫上等號。這個現象只需指出:80年代的黨外(勢力)運動如何看待中國?及中國如何影響80年代黨外運動知識分子的思想?一但回憶這段過去,將會對許多現在難以理解的「為什麼」驚覺「原來如此」──例如許多人最不解的:「她/他不是令人崇敬的綠營民主前輩、不是自稱台獨份子嗎?為什麼這麼友中?」

      要了解為何台派陣營中潛伏那麼多「策略性親中」的明棋暗樁,就得還原到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半,「中國正處在甚麼樣的政治處境」,並對照於當時代本島政治氛圍,由此多少可同情地理解「友中」與「忽視國籍的現狀」這個意識是如何被隔代生產的。

      回到1978年前後的世界(特別是歐美的東亞研究機構、與文藝主流)。1980年鄧小平取得中國最高領導權的第二年,除了一連串的開放政策改革外,也修訂出《八二憲法》刪除無產階級專政、取消「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等條款,並逐漸恢復文革以來失序的體制性運作。

      1978~1985的中國,不諱言的,確實充滿改革活力,「星星畫會」及其成員恰恰是改革時代的指標團體,一時間電影、文學、社會政治理論、各類藝術創作的浪潮湧及歐美,也正是這個時期,新一波「中國浪潮」席捲現代歐洲知識界,也令歐洲迷戀與同情中國進入另一階段。這時歐美漢學家與中國問題專家幾乎就是「親中」代言人,1980年代前半,許多台灣知識分子是在歐美日留學時,首度接觸到「迥異於國民黨宣傳」的「中國」往往就是透過這些歐美大學東亞研究的漢學家與中國問題專家的菱鏡,而對折射出的中國虹彩感到驚艷。儘管早在1970~71的保釣運動裡,留學海外的台灣子弟就已經被中國海外工作站所吸收,不過「後文革時代」的中國才真正綻放短暫的魅力──這得歸功於當時文藝界的前仆後繼,而非共黨政府的治績──儘管這層鑲嵌彩繪玻璃隨著1989年六四屠殺而碎裂。

      那麼1980年前後的台灣社會呢?別忘了這時仍在「國民黨=中華民國」的高壓體制下,這一點儘管共產中國也好不到哪裡,但是仲介共產中國的美好形象的恰恰是從戰前一脈相承的「歐美」漢學家與中國問題專家們,畢竟左翼在歐美政治與學術中一直佔有「道德優位性」,就此而言,蔣集團在形象上已先輸一截。1975年蔣介石死後由嚴家淦繼任總統直到1978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部憲法出爐,取消「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條款、當第二屆星星美展的表達即使激怒中共高層,成員卻也繼續活動著的同一個時期,蔣經國領導的中華民國正在「美麗島大審」、「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事件、1984年暗殺劉宜良(雖然這是兩個中國的特務集團在海外的是非,不過也意味著80年代的國民黨依舊以暗殺的方式實行他的“民主”)。固然不能說1980年代的共產中國比中華黨國更好,畢竟它仍是封閉在高壓下的「醬缸」,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當時懷抱淑世熱情的台灣人子弟是在「歐美中介」的情境下,看見被理想所投射、被期待所折射、被電影與文學取鏡的柔焦化「異國民俗」、被古典漢學熱情所再現「西方人想像的中國」。

      兩相比較,當一位接受過完整「黨國教育─中華身分認同」而留學海外的台灣人子弟,在海外遇到歐美籍「中國問題專家」給予的「美化中國觀」,並參照現實上發生於中國的改革運動後,試問他還會相信「國民黨版的中國」嗎?當「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都是謊言時,他還會相信反共的政治嗎?

「資源有限性」是「民主」的限定性前提,限定「國民資格」民主才可能…

      糟的是多數台灣子弟的成長過程中並未被教育為「台灣人」,當七八零年代「國民黨」成為中國人「共同」的公敵時,「友中,唾棄國民黨」也成為中國籍海外學生特工滲透海外台灣人組織的路線或策略。事實上,在極端封閉的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裡,海外進步思想或訊息並不容易傳入島內社會,除非經過「拔牙」。另方面,在海外的「反國民黨」的旗幟下,台灣獨立建國的見地只是鳳毛麟角的異彩,台灣民族主義主張者不是沒有,而是勢單力薄,因此更難以輸入本島社會。

      相反的,80年代的台灣知識青年在歐美大學裡學到更多的,反而是「國家巨獸」必須以種種形式的民主聯盟加以制衡的道理,這些學說一言蔽之,「國家是資本的剝削機器」…爾爾。此外80年代西方文化研究領域的國家批判理論已對國家的各組成構造進行圍困性的游擊,對當時的台灣留學生而言,這些理論不只破三觀,更是安那其主義的昂揚,既然「國民黨」=「國家」=剝削勞工傷害環境的強迫異性戀父權意識再生產結構,試問,當他返國成為「大學教師」、「總編」、「委員」、「官僚」…之後,他還會主張「建國」嗎?一個「國民黨=中華民國」便已夠受了,還需要再建國嗎?老師教學生,安那其化的民主觀就這麼被生產下來,但很遺憾的,這些內容裡既未辨識「族/國/民」的歷史性差異,自然也難以進一步認識到:「資源有限性」才是「民主制度」的限定性前提,此有限性唯有對「國/民」資格的限定,權利的經濟與扶助制度才得以落實合比例的正義與分配。也就是說民主與(舊譯)「民族主義」就政治制度而言是一體兩面,也就是「資格確立」與「依資格」而分配,但19世紀的實證科學修辭偏愛把複雜系統分析成不同部分,這導致民主被與人權混為一談。「人權」是二戰前後國家介入生命權力的「政治產物」,「民主」是18世紀末建立在私有財產法律制度上的「貴族產物」,它是一次又一次受到戰爭的動員與市民革命對參政權利在法律上的要求,而逐漸形成今日所見“民族=民主”的形式平等。

「台灣人」作為一種政治主張,由本土派國民黨領導人李前總統提出後…

      90年代,首位台灣人經國民大會選舉而成為總統,「台灣人」作為一種政治上的主張開始被實踐。本來這對台灣人而言是美事一樁,但在「台灣民族主義」根本不曾在本島社會盛開過的前提下,台灣意識立刻遭到統派聯合安那其民主主義的陣線嚴厲的打壓。關鍵是「台灣人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出於國民黨本土派」這個「表象」,完全打亂了意識形態光譜與當時的政治運動路線──作為進步的本土代表的民進黨能如何回應呢?

       別忘了「反國民黨」是本島半世紀以來的重要(且根本是主流的)政治勢力與運動,當「台灣人」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是由國民黨強化提出時,「台灣人」頓時被擺進批判論的箭靶上「台灣性」遭解構為「多元性」──這便是「正名」的同一性遭重挫的始點。當時極少數台灣史學者面對Judith Butler、Homi Bhabha …等舶來理論,「台灣人建國論」明顯不敵,而遭貶為一種「對權威服從的沙文主義」。1980年代的知識青年面臨整個1990年代的解放環境,他們認為與其建國,不如讓黨/國永遠休想合體、在任何方面削弱國家的統制性、讓權威喪失作用、多元公民民主圍困權力中心化令其支拙無法作用…1970年代末、1980年代、1990年代,主題不同,但黨/國已經臭了,這就形成了晚近以來最重要的「政治算數」模式:

民主政治=透過選舉執政>台灣獨立建國、民權=公民民主>國族認同

      不奇怪,因為論述層次上反國家主義的入政,足以阻止一切形式的建國。儘管這個等式的政治結果預告的是中華民國維穩化,但民進黨兩個八年的執政權取得,確實又符合這個等式。這歸功於民進黨已開始掌握了輿論制高點,而能讓拒絕歷史時間的「衝浪粉類」們,充分享受平面打臉秀所能營造出的集體勝利感,在略帶恐懼感的歡樂中高速滑行──像雲霄飛車或衝浪吧。但民進黨是否願意主動帶起正名運動的浪頭呢?

美化中國的推手,「反國民黨」成為「友中」情結的發生機制

       國民黨長達40餘年的「鎖國政策」下,相當長的時間裡,本島人與「中國」的接觸多半是在海外發生。這個背景讓「鎖國時期」的海外台灣人子弟對「中國」產生一股由「厭惡國民黨」的叛逆感,而產生同屬中國人的「同情感」───往往這也是中國海外特務吸收台灣人菁英子弟的「縫」───須知,1949年到1995年之前,「國民黨」三個字在西方的中國研究社群裡都是「貪汙腐敗」的代名詞,歐美的中國問題專家或漢學家給予國民黨的評價是相當負面的,而對共產黨則給予高度同情與寬容。

      透過歐美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們所美化的「中國」,復加上知識社群總崇信左派更有道德優位性的傾向,這個背景下,國民黨不僅是統獨‧兩派‧的公敵,即使是統獨意識未萌芽的「自由派」學人,對國民黨多半也不抱好感。這也是為什麼明明自稱「反國民黨」的台派、泛綠,為何會出現那麼多「友中」長輩,往往她/他們會說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樣的句子,許讀者或也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雜誌裡,發現到他們年輕時前往中國尋根之旅的相片,無論出於獵奇之旅、或出於當時流行的「溯源」思潮,這也無可厚非。

      追究過往的痕跡,意義不在指責,而是積極以「同情的理解」了解「跨世代泛綠」的政治活動家,為何在「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問題上大量存在「矛盾」。不諱言的,這影響到「正名」運動的推力。1950終整個80年代,台灣社會仍在極端封閉的「黨國教育」醬缸裡,當時代的知識青年一旦有機會分子有機會在歐美的自由空氣中見識「非國民黨版」的「中國形象」時,衝擊他們的首先是「政治都是謊言」、「信國民黨那套是呆子」,於是逐漸形成「反國民黨」卻「不反中國」的氣氛,也形成一種對「國族」的鄙視,因為他們前半生都在「黨國教育」製造的「國族謊言」中成長,一旦在自由主義的空氣中,他們很自然地認為「國族神話是建構的」叫甚麼都好,反正就是建構的,從而當90年代後,當他們逐漸作為「中華民國」體制的接棒人時,他們傾向於不把「國名」當一回事,因為歐美自由主義教給他們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是「國家」或「國族」。

國民資格作為民主與國民主義(nationalism)的系統性關聯

      同情地理解這個認知框架,恰是理解為何「獨派」在民進黨成立10年後,反而逐漸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裂解。1996年「建國黨」的成立可視為是對80年代崛起中的「中國形象」認知之轉變,同時也是對「為何」必須視「台灣」可為一個新nation*(不是生物性DNA的族,而是以國為籍,以國作為族群聯合體的單位)的進一步論證,以區別於「不必宣告獨立,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名為中華民國」的主張。中華民國台灣論者認為,全面民主化,以選贏為目標,難道不是民主政治天經地義的良性競爭嗎?國會與國家元首都由民眾直選,難道不是民意的積極表現嗎?既然國會、總統已由全民選出,難道「主權」不正握在人民手上嗎?

      確實也不能說不對。然而當時的知識青年,絕對無法看到如今天所見的怪象、常識難以理解的「異像」:「國民黨」竟然急著想「終結」中華民國?急著把它帶來本島的唯一「私產」中華民國,處置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區?為什麼?

      正常的健康人會急著把自己的財產讓給他的仇人嗎?正常人會以「都是中國人」為理由,而把自己的土地與家園讓給前來勒索的土匪,只因為它是「中國人」。且注意,那一點也不是人道主義,而是對「現代意義的民主政治」是一套建立在「國民資格」同一性上的權利分配制度,一無所知(或未慎密考慮其中關連)。正是「國民資格」而不是人種、族裔、語族、宗族、家族,是「國民資格」(citizenship)的持有,才能參與該國(Nation)的民主機制,而不是因為你是甚麼族或哪個人種!

      這個前提如果沒有被充分認知,則民主將只是把刀柄給外敵,如今的統派、國民黨,正受困於這種迷惘中。中國人是甚麼?中國人只是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身分證」的國民,就是這樣而已,他們不能搭上別的國家的撤僑包機,因為他們不具他國國民的資格,同理用於各種政治、社會、醫療、福利…救助制度,中國人不能用台灣的健保,若真的有必要,也該以外國人專用的保險法規加以處理,不適用一般國民健保。國民主義(nationalism)作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基礎,積極表現在國民資格的保護,因為國民為這個社群納稅,也對社群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系統性維持,發揮各種形式的貢獻,因此值得各種「救助」或「扶持」制度的保護,這是有限資源,唯具國民資格(citizenship)者可享之,民主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就在這裡發生密切的相互關聯。

      當中華民國對台灣施行超過70年的統治,台灣人往往因Republic of China這個帶滖的China而受到各種不平的待遇,甚至憲法增修條文內還註記著「以統一為前提」的字樣,彷彿保證台灣前途就只有被中國併吞一途。掛著China混淆族裔與國民資格,為此台灣恐怕需持續付出可怕的代價。僅管,以當今局勢及條件而言,獨立建國運動頂多只能推到台灣「正名」這個「第一步」,但「正名」是nation-building一連串工程中最最基本的ABC,若連程序第一步都無法開邁,遑論進一步的政治建設或意識形態機器再生產的定向與穩固。

撰文/Birdy Bird *(Id. B.B. in New Bl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