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萬國民黨總統票哪裡來?/潘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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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在大選中、後期聲勢一路下挫,不論是坊間民調或是網路聲量,普遍看壞。韓國瑜陣營為了掩飾崩盤局面,最後甚至採取了鴕鳥策略,鼓動支持者在民調中反向支持對手蔡英文,以混淆江河日下的民調頹勢。在這種選舉聲勢低迷的情況下,韓國瑜在大選中遭逢敗績幾乎已是無可逆轉之局。元月11日大選揭曉,蔡英文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歷史新高817萬票勝出。但是一路挨打、情勢萎靡的韓國瑜竟然還可以撈到552萬票,可以說是雖敗未潰。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其後雖然為總統、立委敗選負責,但仍有不少名嘴對552萬挺韓支持者的局面抱持希望。香港銅鑼灣書店林榮基老闆也對這種台灣選舉現象表示難以理解。

      元月大選的正面對決,韓國瑜醜聞、弊案連發,農舍違建、流連酒店、岳家濫採砂石、雙北炒房、金援女友購屋等案件如浪席捲,韓國瑜陣營幾乎已經到了人氣不再、丟盔棄甲之局。但何以最後仍然有552萬死忠支持者投票力挺?這絕對是台灣選舉研究上的重要議題。

      要解析這種現象,必須從國民黨為落實一黨專制、控制台灣所設計的政、經、社會架構談起。

      1949年國民黨國共內戰潰退來台,不同族群之間的社會分工與不平等問題,初始不一定是基於「大陸人士」對於「台灣人」的有意識的「省籍」歧視與壓迫。但是,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制度性安排之下,使得統治階級幾乎都是當年自大陸來台人士組成,而「台灣人」則被迫居於被支配的社會位置,從1950、60年代台籍政務官比例低得驚人可以得到印證。這樣的安排,日後的確造成了明顯的社會階層不均等與壓迫。在公共資源影響領域,經常呈現外省人支配台灣人的情形。這並不等於說所有外省人都是統治階級,因為一些受威權統治集團排斥的人士以及廣大的中低階軍士、家屬,一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犧牲者。這樣的不對等關係,使國民黨擁有至高的權力與機會在台灣進行共同想像的塑造,使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逐漸擺脫日本殖民的影響,重新的漢化,甚至是中華民國化。台灣社會經過國民黨五十年的形塑之後,不管是本省、外省,國人對國家的想像逐漸呈現出正統中國的共同符碼,在島內幾乎少有挑戰與質疑。

      我們可以在從下面幾個政策與制度上的安排,看出國民黨操控台灣社會國族想像與意圖長期掌控國家權力的痕跡:

一、操弄教育、文化政策:在國民黨推動提倡「中華民國法統」的政治教化之下,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與地緣特性以及一些和台灣文化、台灣人有關的共同想像建構,不是不被承認,就是遭到刻意的忽略或是低俗化。相形之下,具有中國象徵的語言、文化、戲曲、飲食則被視為是正統的、高貴的。這種文化的歧視不會形諸文字,但是在校園、傳播媒體甚至國民日常生活處處可見。

二、長期壟斷政治權力: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實施的動員戡亂體制,長年不改選的「萬年國會」以及中央政府內閣人員長期的省籍不均現象,使得恩庇集團成員被其他族群認為寡佔了台灣的政治權力優勢。

三、培植地方派系: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推行「地方自治」過程中,國民黨積極培養親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力量與基層,並透過侷限性的地方選舉及派系所形成的政治掮客功能,使得國民黨在選舉中取得普遍性的政權合法地位。

四、經濟社會組織的安排:光復初期,台灣大部分人口屬於農業領域生產者,而來台的大陸省籍人士在身份上幾乎都屬於「軍公教」管理或者服務階層,使得彼此在日後政治權力競爭以及財富積累的過程中,除了少數例外,普遍形成了某種不平等的現象。而國家與政黨所掌握的一些經濟資源與官僚位置,也常常遷就照顧特定族群,對於軍公教人員亦有特殊優渥的退撫安排。

      這種層層疊疊、設計周密的政經制度操控,造成了台灣社會深層結構上的二元分化現象,也提供了國民黨在台灣建構「內部殖民情境」的制度性根源。國人在1990年代後期之所以在國家認同上發生左右為難的困境,與國民黨法統體制教育、國家認同意識的強固操作及不同省籍的二元社會結構有極密切的關係。

      在國民黨操控下的台灣社會,其所灌輸的大中國國家想像,其實具有多重的社會意義。有時是強調其政治權力的正當性;有時候會對不同族群的經濟活動產生影響,進而形成某種程度的階級差異;但也可能是官方主流文化對於在地文化壓抑、歧視的衡量指標。但是,在討論國家想像、認同問題的時候,以黨國為核心的支配及操控的「黨國體系」,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一向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國民黨為了確保其政治權力的鞏固與延續,不僅在憲法層次上透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加以扭曲,在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策略上亦經常做出差別待遇的設計與安排。所以,一些經濟與文化、教育的不平等問題,經常被歸因於黨國體制、威權官僚統治的結果。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特定群體常常被認為是台灣的既得利益族群。而這些群體也自覺深受黨國恩庇、保護,進而形成堅強的支持網絡。這些系統通常被認為是國民黨最穩定的選票來源。

中國身分認同崩壞的疑懼

      然而自1980年代末期李登輝上台執政後,台灣的政治體系就逐漸醞釀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及身份認同圖像。使得國人在自我身份認同及族群價值領域面臨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中格外明顯。在1994年,李登輝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承認:「自己曾經是日本人,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兩歲」的時候,李登輝在國民黨及在中華民國的領導高位即遭到許多認同中國政治菁英的挑戰與質疑。由於李登輝的身份與權勢以及他對於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重新定位,使得國民黨的權力核心重新洗牌,也讓部分國人對國家、民族信仰的集體價值以及諸多自我身份認同的標的,從正統中國政府追隨者及中國人的身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淪為外來政權的擁護者及台灣這塊土地的他者。

      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就是這種觀念的指標性人物,他在《旺報》與上海東亞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兩岸關係三十年回顧與展望研討會」開幕式中發表演講時說:「台灣原本就是中國的領土,因為滿清腐敗被割讓給日本,又因為抗戰勝利重回祖國懷抱。無論從歷史、血緣、文化等等事實,台灣人就是中國人。我對今天兩岸的概念是國共內戰以前,兩岸本來就是在一個中國之下,台灣人就是中國人。」而韓國瑜在會見中華民國中央軍事院校校友代表時也說,「2020不是自己的選戰,雖然站在這個候選人的擂台上,但小我對我來講一點都不重要,而是能夠保衛中華民國、2300萬的人民,能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是這一代的責任。」相形之下,民進黨不管是建黨之初或是蔡英文執政之後,主張中、台切割的立場始終沒有太大變動。在大中國思想教育下當了一輩子中國人的國民,不分本省、外省,對他們來說,民進黨的主張無疑是摧毀身分認同,更是刨根背祖的行為。面對這種正統中國身分認同可能遭到毀棄的疑慮,應該是韓國瑜支持者挺身投票的重要信念來源。

外省人身分的焦慮

      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同時也展開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與民主選舉,如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總統直選等等,使得過去五十年來省籍不平等的政治結構成為選舉時動員與操作的議題。也使得族群爭議益發明顯,並且愈演愈烈。在此情勢下,即便外省人相較於本省族群團結,但代表外省族群優勢的國民黨近年卻在部分重要選舉中嚐到敗績。尤其是2000年及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更使得外省人的焦慮不安情緒增生。其後雖然靠著馬英九奪回權力高位,但2016年總統大選,朱立倫在換柱風波後以381萬票挫敗。2020總統大選如若再敗,大部分外省族群所堅持國家內涵、華夏史觀、中華民國法統勢將再次遭遇威脅。敗選再臨、政權喪失的鬱悶和焦慮可想而知,這種情緒,以張作錦2015年在聯合報所發表的評論:「王金平選總統,國民黨將亡矣!」厥為代表,文章表面上對王金平主持立院的權謀多所騭議,實際上是不能接受兩個臺灣人競逐總統大位。

      在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黨國不分的環境中,依附國民黨系統的外省菁英份子可說是威權社會結構中的受益者,常自視為統治階層,對於不同族群的人則視為「被統治者」。李登輝實際掌控政權之後,這些菁英族群不甘心以往「被統治者」翻身取代統治者的地位,遂透過媒體鼓動外省籍族群的不安情緒,此種操作尤以趙少康、唐湘龍、侯冠群諸人為代表。此一現象,郭力昕的評論至為深刻。他認為:「許多台北外省人根深的省籍/文化優越意識,以及基於這個意識下,格外恐懼『失掉政權』這件事,讓他們之中的許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理性訓練的人,一旦碰到省籍問題/藍綠情結,身上的那些知識、訓練與理性能力就全然失效,只能被潛意識裡的不理性、集體焦慮與恐懼感所召喚。一碰到選舉,還是不假思索、非選深藍候選人不可;那種對國民黨不能失掉政權的莫名恐懼,毫無邏輯或理性可言。」而這也是2019年韓國瑜宣布參選總統立即在外省人社群、集居地域颳起「韓流」旋風的重要原因。

既得利益喪失的反撲

      軍公教族群過去被視為藍營票倉,2016年後逐步推動的年金改革對民進黨來說,不啻是捅了馬蜂窩。年金改革是總統蔡英文的重要政見,主要訴求是如果不改革軍公教年金制度,各退撫基金將面臨破產,年改之後可以讓軍公教基金至少維持約30年的財務穩健。不過,年改直接衝擊已退休與即將退休的軍公教人士,他們的荷包立刻縮水。許多退休軍公教人員紛紛上街抗議,並揚言要反映在選票上。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幹事長李俊俋坦言,年改「對軍公教的衝擊,一定會反映在選票上。」九合一選舉落幕,民進黨多數縣市防線幾近潰堤。一般認為,軍公教在2018選舉傾囊而出,在各縣市為國民黨衝出亮眼成績。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評估,9成以上的軍公教都出來投票,就是要給政府一次教訓。尤其在年改新制實施後,退休金大幅縮水,出面表態的軍公教人員會更多。李來希說,現職和退休的軍公教約估有105萬人,若再加上眷屬,人數絕對超過200萬以上,非常可觀。2020年公務人員協會鼓勵軍公教出面表態,而這些反年改力量的出籠,無疑也是韓國瑜選票的重要來源。

不滿庶民的賭爛票

      另一種票投韓國瑜的則係一般民眾,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其營生或是生活景況仍然艱辛甚至更形艱困,因而產生的失望和厭惡情緒者。2018基層大選崛起的挺韓五虎將即是其中代表。挺韓五虎中,陳清茂當過里長、選過議員,文山伯當過鄉長,強強滾與擺攤20年的杏仁哥曾是綠營麥克風手,貼紙哥則是經營印刷生意。五人一路挺韓,成為聲名大噪的鐵粉,他們直播的觀賞人數爆量,陳清茂個人就擁卅萬粉絲。他們不只成為網紅,還成名嘴,為韓辯護,選舉期間四處應邀助講。2018年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後「韓流」不退,支持者力拱他繼續爭取總統大位,陳清茂2019年率先在高雄舉辦「歡樂感受新台灣」大會,找庶民發聲,表達挺韓信念。陳清茂說,庶民起義從關心地方議題出發,回響熱烈,電視台亦跟風,每場次經費約需四十萬,都由各縣市志同道合朋友出錢出力,「我們主張庶民起義、超越藍綠」,參加的人數屢屢破萬。「強強滾」過去力挺民進黨,如今抱著贖罪的心情而戰。文山伯則說,他們今天出來是為了撥亂反正,選擇挺韓,是因為「他說,我們聽得懂;我們說,他懂我們需求的人。」這些人在韓國瑜造勢場合中聲嘶力竭為韓拉票、鼓動支持者,實際上也獲得相當程度迴響。此乃以往國民黨陣營較難企及的,來自宣稱「庶民」的支撐力量無疑是韓國瑜大選的票倉之一。

      上述所列不同群體的素描,大約可以勾勒出韓國瑜支持者的粗略樣貌。其中容或稍有遺漏,但552萬選民的背景與投票動機應已隱約浮現。1949年後國民黨運用綿密的政治、教育、文化、傳播體系的安排控制,不分省籍,台灣人民的國家、民族、政黨認同有相當長時間是符合黨國體制所設定的目標的–我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國民黨是廉潔有效率的執政黨。李、扁執政之後,雖然國際情勢有所轉變、兩岸關係高低起伏、國內政局屢有更迭,但透過上述分析可知,國民黨的選票來源其實有一定的穩定度。觀諸韓國瑜選票,其中有極高比例是國民黨所馴化教育出的黨國粉絲。李艷秋甚至認為,2020大選,國民黨不管派誰參選,「中華民國粉」都是最強支撐,而國旗則被認為是他們的「通關明語」。

      然而未來國民黨是不是可以依恃「中華民國粉」再次翻轉政權?客觀情勢似乎不甚樂觀。台灣民主基金會自1991年起,針對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態度進行調查:當時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達12.9%,有73%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而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只有13.5%。可是這種國族的認同傾向在其後的三十幾年間發生了極大轉變。到了2020年之際,國人自認為是中國人的降到了5.3%,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則高達83%,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則佔6.7%。從這些調查數字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在不同時期的確存在著不一樣的國族想像,而且逐漸呈現出與中國圖騰切割、自我當家作主的趨勢。

      三十幾年間,國人認同台灣人身份的從13.5%遽升到83%;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則從12.9%下降到了5.3%。台灣民眾自我身分認同的轉變之所以如此急遽,跟國際形勢轉變以及台灣民主化有相當程度的關連。在台灣國家建構以及民主化的過程中,藍營支持群眾的身影始終被龐大的國民黨以及大中國的陰影所籠罩。而在後動員戡亂時期的政治發展情勢裡,又背負著「曾為壓迫者」以及擁有「中國想像」的外來者形象。然而現今,以黨國作為認同對象的族群,在台灣似乎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尤其年輕世代,大多沒有大中國意識,他們共同的認同符號就是台灣。特別是經過五次總統大選的動員洗禮之後,關愛自己的土地與人民慢慢的成為絕大部分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然而此次大選,國民黨仍然以九二共識定海神針作為競選主軸,完全無視習近平2019年元月重新定義九二共識、抹去一中各表空間的談話。再加上韓國瑜選前訪問香港中聯辦、對反送中議題支吾其詞,使選民對其「守護台灣,不惜粉身碎骨」的宣示產生質疑。馴致無法在年輕族群、中間選民開拓更高的支持力量。其能不敗者,幾希。

      由於國際情勢的變遷、兩岸政局更易、國人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以及候選人自身條件影響下,國民黨在2020年總統選舉遭致挫敗,但仍然有552萬支持者不離不棄。或許這也是國民黨領導階層重新省視國家定位、未來發展取向的絕佳契機。唐代詩人黃峭勉其子孫:「駿馬匆匆出異方,任從勝地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國民黨撤退台灣已逾七十載,或許現在是國民黨人將中國國家想像這副枷鎖卸下來的時刻。尤其是依附在黨國旗幟下的政治菁英,應該儘快地找尋到一個以現實為依歸的群體文化樣貌及政治認同位置。

作者:潘啟生
大華科技大學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