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說乘載的夢想/蔡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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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真相,挑戰獨裁者的歷史,是我寫《Our Stories, Our Truths》這本小說的單純初心。也許有人會問,是什麼真相那麼重要,讓妳想要寫本英文小說?而且,為什麼要用英文寫?

      那個真相是禁婚令:中華民國政府在1952 年制定了極為嚴格的《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超過 28歲的軍官或技術士官才可以結婚,其他士兵一律禁婚。

      知道這個真相時,是2015年底,我,42歲。大學時,我讀歷史系,但我卻在20年後才知道這個歷史真相。也許有人會覺得,這個真相沒什麼稀奇,不過是蔣介石政權的另一個殘忍的暴政。可是,對於成長在一個特殊環境的我而言,知道過去底層軍人被禁婚的真相後,我童年裡的是非對錯,生活裡看到的一切,全部都要推倒,得重新來看。

      我是花蓮人。過往,父母在花蓮最繁華但也最惡名昭彰的溝仔尾做小生意,所以為了方便工作,買房子的時候,就買在溝仔尾旁邊。溝仔,是日本人於1930年代,為防洪治水所蓋的水渠。溝仔的尾巴,兩邊有很多商店和小吃店,旁邊則有越晚越美麗的紅燈區。所以,我的生活裡有:勤奮辛苦認真工作的叔叔伯伯阿姨阿桑、大小流氓和太妹混混、流氓的小老婆們、茶店仔的妓女,和很多很多的外省伯伯。

      童年時,我的阿母一天到晚耳提面命,要我和妹妹小心,比如:不要拿陌生人的糖果餅乾;要是有伯伯說要給妳錢,讓他摸一下,要趕快跑。為什麼是小心伯伯,我不知道,也從沒問過,大概是,阿母的叮嚀,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生成外省伯伯是一群可怕壞人的深刻印象。後來,我阿爸幾乎天天到清茶館(賭博館)報到,我必須奉阿母之命去整間都是外省伯伯的地方,叫阿爸回家,我的害怕與痛苦,轉成對父親極度的憤怒和對外省伯伯極深的痛恨與厭惡,覺得要是沒有那個鬼地方,我就不必天天得去地獄,被阿爸罵,為一些伯伯調侃。於是,偶而警察要來的日子(對,他們都知道),清茶館休息,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候,也因此,我在國高中時,清茶館逐漸沒落,到最後關門消失,我幾乎想來放個國慶煙火。

      除了討厭外省伯伯,從小我也痛恨流氓,因為清茶館是流氓開的,讓他的小老婆經營。流氓還開茶店仔(妓女戶),所以,阿母的耳提面命裡,還包括不要到茶店仔附近,小心被流氓抓進去當「賺吃查某」,關在裡面,再也出不來。

      至今,對流氓的厭惡,仍沒改變,而且,這輩子永遠都不會改變。然,童年青春時對於外省伯伯的深深恐懼和痛恨,在某一年的某一天,一瞬間,就煙消雲散,我還哭到不能自己。

      那天,從政論節目中知道,當年低階士兵曾被禁婚,我委實無法相信政府可以禁止人民結婚。慢慢地,更多資訊進來,特約茶室、終身未婚、和身心障礙的女子結婚等等,我開始重組一些記憶中的人與事。

      禁婚令實行後(1952年),為滿足軍人性的需求,也為避免士兵到民間嫖妓引發性病與省籍衝突,國民政府參考日軍戰時的「慰安所」,首先,讓妓院合法(1956年),而後,與許多合法茶室簽約,這些專讓士兵去的茶室稱為「特約茶室」。

      1959年,終於被允許結婚時,這些已三、四十歲的中國兵,貧窮、語言不通、文盲,感覺自卑,許多人就繼續保持單身。所以,我家附近的清茶館,就是那些單身、沒有家人的伯伯,打發時間的最好去處吧?!當下午或傍晚,出了清茶館後,走到溝仔尾的茶店仔,買片刻溫存,再回冷清而破舊的家。或者,走出清茶館,來看看我們這群孩子玩,給我們糖果餅乾吃,心裡可能想著他在中國的孩子吧?!

      一個禁婚令,搞砸了一大群外省伯伯的人生,讓無數兒童少女被父母賣到茶店仔或被綁架拐騙賣到茶店仔,造成台灣社會有嚴重的雛妓問題,連應該八竿子打不著邊的我,只是因為住在溝仔尾旁,也被牽連進去,有個不安而痛苦的童年。而賭與色,讓花蓮的流氓活得很囂張,變得很富貴,順利進入花蓮的政治圈。

      後來,我又發現另一個外省伯伯的生命真相,1949年隨著中華民國政府來台的中國兵,非常多人都是被綁架(抓夫)、被迫來到台灣的,他們其中許多人,從此和家人永別。這些被抓夫的中國兵,和那些被綁架賣給茶店仔的少女,有什麼不同嗎?他們都遭遇暴力強迫,失去自由和尊嚴。當年,看到少女被綁架賣給茶店仔的新聞,那些也被綁架來到台灣的外省伯伯,會不會暗自痛苦流淚?

      知道這些伯伯的生命真相,讓我第一次強烈地想要對世人說說許多人的故事,那些曾被蔣氏政權和中國國民黨暴虐對待的生命故事。他們是二二八受難/害者、白色恐怖的受難/害者、被綁架來台的外省伯伯、被禁止說母語的我們、被賣到茶店仔的少女⋯⋯所有遭受不公不義對待的人。

      寫小說的過程,我看見台灣的希望,改變政治與社會紛亂現象的方法:談是非,追求公義。若我們轉身看看自己的生活經驗,不管是什麼族群、職業、有錢沒錢、男或女、老或少、同性或異性戀⋯⋯,其中總有好人與壞人,所以,大部分的我們,通常不輕易作偏見的歸類,也因此,大多數的人都願意對陌生人提供幫助。只是,來到了過去的台灣歷史和當下的政治,許多人就失去「談是非,追求公義」的思想能力。為什麼會這樣子呢?我們在擔心害怕什麼嗎?是不是害怕在敞心去愛、去談是非、追求公平正義的時候,會被邪惡、沒是非、踐踏公平正義者所欺侮?我也怕,很怕。可是,那些沒是非的事讓我想要勇敢,而那些痛苦的辛酸眼淚,讓我難過,心很疼。於是,抉擇時分又回來,這次沒有遲疑,我選擇「談是非,追求公義」的愛。

      喔,愛,讓世界運轉的力量!所以,我的小說談勇敢和愛,一個不論什麼文化語言背景的人都懂也擁抱的文明價值。我們台灣有很多勇敢和愛的故事,為什麼不與世界分享?

      鼓勵我用英文寫本書的 Mimi Friedman,我的忘年之交,在我完成小說的那天,她歡喜地說,一定要好好慶祝。我與先生和她一起去曼哈頓的一家中國餐廳吃飯,她送我一個禮物──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Sonnets),在空白的首頁,她寫著:「親愛的 Doris和 Michael,讓我們慶祝今天,也希望你們的愛可以有很多慶祝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一年裡最棒的一天。」經歷許多人生苦難的猶太人 Mimi,最想給我和告訴我的,總是愛。

      我希望,每一天,這世界有越來越多人選擇「談是非,追求公義」的愛。這,就是我的小說承載的夢想。

作者:蔡嘉凌
花蓮人,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曾任友緣基金會之附屬兒童托育中心老師, 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兒童心智科社工。婚後和先生住在紐約,曾任Reach Out and Read之在醫療診所候診室陪孩子讀書的志工,因此之緣,成了AmeriCorps的社區志工,進入幫助弱勢新移民家庭的Even Start Program,擔任家訪員。現在民報寫專欄和為央廣寫美國時事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