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岳父走了/陳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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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陳必大先生是陳布雷么女陳璉的長子。陳璉與丈夫袁永熙結婚十多年,1956年袁永熙判為右派,在中共壓力下陳璉被迫離婚,帶三個孩子居於上海,作者從母姓。1967年陳璉在文革中不堪批鬥而自殺。 

      前岳父叫陳揚,1926年生人,95歲走,也算高壽了。他老家是江蘇如臯,在歧視江北人的上海,一輩子鄉音不改。他老父親是地主,土改中好像被鎮壓(我不是很確定,因為我前岳母家也是山東煙台養馬島的大地主,哪個被鎮壓,還是都被鎮壓?),害得他一直有心理陰影,怕受牽連,連從小溺愛他的母親也只敢拐著彎地贍養,不敢直接往來。據說他吸母乳一直到上小學,大半輩子都百病不侵。

      陳揚在老家上到中學,上著上著就成了共產黨(一如今天美國華裔孩子進了大學就左傾,信普世價值,信人生而平等,把勢利的川粉爹媽鼻子都氣歪)。自1944年成了當地新四軍小有名氣的「筆桿子」後,陳揚一輩子就與文字結緣,不是當秘書就是編報刊,卻無隻言片語傳世。

      我有次問他,你看看你一輩子,歷次運動中,寫的、編的文章,有到今天還站得住的嗎?人生虛度,莫此為甚吧。他嗒然無語,心里準在罵:「儂忒我死遠唵(編按:你給我死遠一點) ···」 嗐,攤上這麽個沒大沒小、不知輕重的女婿,夫復何言?陳揚的寬厚隱忍,可見一斑。

      其實百無一用也未嘗不好,真被用了,反而可能被用成黑幫黑線,害人害己,還不如載浮載沉,官樣文章,無聊度日 —— 既然只能捧黨的飯碗,就別想其它的了,不作惡,當個「太平紳士」就好。


(作者提供:孩子與爺爺袁永熙〖左〗和外公陳揚〖右〗)

      陳揚仕途的彎道超車,是從1953或1954年給柯慶施當秘書開始的,後來又被柯慶施從南京帶到了上海,當時同來的還有張春橋。10年後,外放,陳揚成了華東局宣傳部《華東通訊》的總編,正處,13級,還不到40歲(編按:中共官制1~28級,13級以上算高幹,以下是一般幹部或基層幹部。)。文革中,陳揚除了受家庭出身連累,下放五七幹校,房子被造反派搶了,沒遭什麽大罪,因為已故的「柯老」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文革後,他倒因為曾在上海市革會「批判陳曹魏楊」(註1)的電視批鬥大會上發言,吃了點軋頭(編按:遭批評刁難),在湖北復出的陳丕顯,頗有微詞。但陳揚畢竟是老幹部中的少壯派,文革中又沒什麽大不了的事,檢討過關,分到《文匯報》當副總編。到80年代中,芮杏文、胡立教主政上海,又當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後來咱們上中的孫恒志,繼往開來,接了他的班(恒志說,主任一般是市委副秘書長掛名,副主任主事)。那是上海最自由化的時代,曾經的北大學生潘維明甚至當了市委宣傳部長。

      出了研究室,市里把陳揚派到《世界經濟導報》當黨組書記、副總編,希望他能稍微約束一下老相識欽本立的自由化。在一個老自由化領著一群小自由化的民營媒體當政委,談何容易。他不斷約和我同輩同款也認識的記者、編輯來家茶敘,但大氣候如此,又在老欽的鐵打營盤,政委實在也施展不開。他88年底去了深圳,應我父母西南聯大時代的一位老朋友之邀,編《港澳經濟》雜誌。8平方(編註: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也停刊了。89春夏之交的《導報》事件,先是欽本立抗命江澤民,不撤稿,全國聲援,學生絕食,趙紫陽施壓,待到天安門槍響,大局底定,第三代核心悄然轉世。陳揚並未躬逢其盛,此時已遠赴深圳。事後,《導報》改組,又有人提陳揚,但此前政委沒當好,有負所託,黃台之瓜,何堪再摘。何況廣場殺人都殺了,還留這個自由化淵藪幹嘛。1993年,陳揚接掌新四軍研究會下轄期刊《大江南北》,總編、社長、顧問,一幹20多年,八九十歲還去單位上班,被譽為「中國最老上班族」。

      我媽和陳揚曾是華東局宣傳部的同事。我媽死後,陳揚被造反派搶了房子,一家六口被塞進我們泰興大樓的家,也算患難之交。從68年算,通家之好,也50多年了。我那年從插隊(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雲南回滬為我媽翻案,在無家可歸的上海,東住西住,也住過他們家。以後回上海讀研究生,成了他家東床快婿,在市里給我落實當年被掃地出門的政策前,周末也回他們家。再以後有了孩子,老兩口更不撒手啦,我的「人質」被扣,自己有家,也只能三天兩頭往老丈人家跑。所以,我敢和老丈人那麽說話,實在是淵源太深,知根知底。陳揚家很「民主」,子女和老爹老媽也這麽說話(不知是文革壞了規矩,還是爹媽從地主家庭投身革命,有意移風易俗),只是我的話總有層政治批評的含義。

      羅丹說,一個女人最美的就是13~14歲時,轉瞬即逝。陳揚的大女兒,我的前妻,就是在含苞欲放的花季,闖進我的視野。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如夢如幻,洋溢著女性的溫柔,讓我心動。可她不要看我,雖然這傢伙還有點酷,談吐不凡,又是上中的(她是南模的—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可是那份跋扈,哼!還是她4歲的小妹妹跟我最好,胖乎乎的,大眼睛忽閃忽閃,小嘴巴呱啦呱啦,可愛,抱她走在南京路上,人人都回頭。我們在家踢毽子,沒手抱她,把她掛在門把上,她也怡然自得。


(作者與前妻在香港,1990年)

      我和前妻81年結婚。為哄她開心,我老說,是我鍥而不舍追她13年,才修成正果。她從不領情——「儂有毛病,我又沒讓你追求,嘁~」。最後這聲「嘁」,簡直讓人無顏茍活。現在老了,也離了,不用裝情聖了,實話實說,剛認識時,正是文革高潮,誰敢造次?住在一個房頂下,她媽對男女大防看得比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都重。我讓她弟弟把他家的《安娜·卡列尼娜》偷出來一閱,高度警覺的老媽,很快就發現書不見了,在走廊上大聲說:現在誰還看這樣的書,靈魂腐朽透頂!我這個沒大人管教的17歲翩翩少年,自是最大嫌疑。小舅子趕緊通報,書還不回去了,千萬藏好!然後假裝懷疑是前幾天來過的一個同學,他媽說,去要回來,小舅子故作為難地說,這靈魂腐朽的東西,怎麽要啊?老媽無語,只得作罷。小舅子後來成了滬上知名律師,我看他辯才無礙,思路靈活,大半都是和老媽鬥法鬥出來的。

      後來插隊,前妻去了黑龍江七星泡農場,我輾轉流落雲南大理,大吊角。她託我弟弟捎話,對我崇明、江西、雲南的折騰很擔心,希望早日安頓下來。可見心里還是有這個她不要看的傢伙。幾年後她轉回江蘇老家插隊,我進了「疏散」到雲南的北京林學院,在印刷廠當鑄字工,給她寫信表白,被婉拒,說我能說能寫,有才有情,但胸中塊壘,筆底鋒芒,太強勢,難相處,她心里怕怕。再以後,她被老家的貧下中農推薦,上了華紡,回了上海,不久也有了個男朋友,我在上海還見過。我大概是在逆境中撲騰久了,有種唯心主義的淡泊,萬物皆備於我,何必非強求一個特定的結果呢。我媽生前老說,為什麽你就總應該得到你想要的結果?你得為別人想,想事情,想辦法,別老想自己,別戚戚艾艾,才能活得開闊。

      四人幫一倒,我時來運轉。擠上了77級的頭班車,上了大學。79年春,學期中,上海市委把我從昆明召回上海,給我媽開追悼會,平反昭雪。在去會場的麵包車上,我當著宣傳部的秀才們,臨時擬了一副輓聯:「大波息,沈冤雪,但從心底,祝願親愛媽媽長安眠;四化起,民主興,告慰逝者,不教如此悲劇再重演」。此聯一出,全場矚目,讓我文名鵲起——不愧陳布雷之後。陳揚的書生底色和他對大女兒的偏愛,讓他對前妻那個略帶脂粉氣、也不大上進的男友本來就頗有微詞,現場大家的議論,讓他大受觸動,對我這個小輩故人,刮目相看。他一鬆動,事情就有了轉機。弟弟妹妹向著我,自不待言。老媽也早忘了11年前那「靈魂腐朽」的懸案。前妻的本意是找個 Nice、對她好的人,歲月靜好就行。但被一個鹹魚翻身的才子追求,將小時候怕怕的強梁收伏,又何嘗不是另一境界的人生快事。從兩小無猜到地北天南,鬥轉星移,迢迢萬里,十數載間,尋尋覓覓,終故交重圓,聽著就像一段佳話。

      82年,作為文革後本科、研究生雙料高考的第一批,我考研回上海,畢功於一役,又在老丈人前小露崢嶸。這還不算,有次我在陳揚家大放厥詞,準確預言了「凡是派」的垮台(編按:凡是派維基百科)。陳揚後來對我爸說,這孩子「政治上也很成熟」,儼然從潛力股成了明日之星。前妻呢,我爸,繼母,姨媽,舅舅,所有長輩、同輩的親戚都滿意得無以復加。我各時期的朋友、雲南幫的插兄、林學院的工友,也都對前妻深表讚許,有個傢伙說,「拆吶,老必大,儂是會得揀」,表達對人生不公的憤慨。前妻有次到上財研究生宿舍查崗,也引起一陣驚艷。階級鬥爭的弦鬆下來,整個社會審美標準就變了,後來風靡全國的電視劇《渴望》推崇的也是這種 femininity(女性的溫柔賢良),即使是在「春夏之交」(編註:亦指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


(作者提供:萬千寵愛在一身——因為一胎化和剛剛走出文革劫難。)

      既然是天作之合的姻緣,最後為什麽還是解體了呢?出國。出國後,是落葉歸根,還是落花隨流水,選擇在自由的土地上紮根。陳揚說,你父母都是共產黨,為了理想,付出生命,經歷苦難,現在世道變了,中國才是你的根。我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父母做出了他們的選擇,走完了他們的路。面對不同時代,不同社會,輪到我們做出選擇了。若說我父母,我爸當了22年右派,我媽命喪文革,雖然平反了,可命沒了,大好年華沒了(57年我爸也才40歲),我應該對現在還是一樣的那個體制感恩甚至效忠嗎?既然我們沒有改造中國的雄心和本領,躲的遠遠的,避免重蹈父母的命運,不正是合乎邏輯的選擇嗎?陳揚的正統和我的自由化,都是融入血液浸透靈魂的。89年,我在香港新華社下屬機構作經濟分析員,陳揚在深圳編《港澳經濟》,我過羅湖來看他們老兩口,結果雙方為天安門清場,驚天動地地大吵一場。正規軍殺老百姓,他們也震驚,但是革命了一輩子,被運動折騰了一輩子,既然只能捧黨的飯碗,那還能怎麽選邊呢?這又是一個我絕不願重蹈的覆轍。

      前妻呢?從結果你已經知道,陳揚贏了,女兒回歸。事實上,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有二個先天不足,一是我是更在意、更用心、也因此更有求於人的一方,因為我從68年起,就一直沒有家,渴望有隻同命鳥。二是我身邊沒有能和岳父母相抗衡的長輩,前妻隨時隨地回娘家,害得我83年就落實政策分了房,可我們核心家庭的小日子怎麽都過不起來。有了孩子後,回娘家更是天經地義。岳母欣然離休帶孩子,陳揚從愛塘下班,沿康平路走三個街區,大步流星,進了100弄,幹脆小跑,就為了早一分鐘能抱上孩子。結果我被邊緣化,成了多餘的人。你不想一個人呆著,就來看看孩子,最好你出國,走得遠遠的。

      結果卻是前妻因評職稱被歧視,先憤而出國,去了日本,倒逼我更沒有理由留戀上海,只能拋下大學裡的教職,拋下「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嚮往,去國離家,奮力打拼,幾經折騰,直至來到是否落葉歸根的岔路口。從表面看,我的婚姻「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其實不賴陳揚,是我們的選擇。她選擇親情,我選擇自由,只能分手,可以說是我們幾十年的生活經歷所注定。我若不是少年失怙,我若有高堂在上,我也會選擇親情、選擇安逸、選擇在熟悉的文化環境中當一個萬人迷。是我的經歷太特殊,已找不到回歸之路,找不到與中國體制文化的兼容之道。前妻曾設想「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那又何必?陳揚贏回女兒後,和我也沒矛盾了,還讓前妻給我寄五毛張維為的書,於丹說《論語》,曾國藩、胡雪巖的處世之道等等,他還是認定,我之所以命運不濟,就因為思想偏激,不會與人搞好關系。我呢,又是幾十年前那種唯心主義的淡泊,「回首向來蕭瑟處, 也無風雨也無晴」。

      陳揚走後,我想了一幅輓聯,因陳揚遺囑不開追悼會,也沒用上——「一生讀書,惟不求甚解;半路翁婿,皆各得其所」。我對前妻說,我雖是晚輩,但見識秉性,和你爸真是截然兩極。我的文章,言必己出,唯恐語不驚人,要我一輩子編寫官樣文章,我非得無聊死。

      文化人類學家戈爾茨(Clifford Geertz)說過一句很精闢的話:「人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man is an animal suspended in webs of significance he himself has spun”),你掛你編織的網,他掛他編織的網,你能用你的「意義之網」來評判他的「意義之網」嗎?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 Harari) 在《人類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說,人之異於動物,在他們的語言已進化到可以描述和想象不存在的事物,由此才有了人類社會「由想像所建構的秩序」。如果制度、信仰、價值觀、道德情感都是出於想像,那何以一種想象優於另一種想象呢?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多數人的想象最終會占上風吧。所以,人間萬象都歸結於三個字:話語權。以前,不管我批評、指摘什麽,哪怕電視爛劇、中國隊的臭球,都必遭前妻彈壓,嗔道:「就你好!」(之所以人人說她好,就因為她從不說人家不好,我說也不行),我癟塌——誰叫你追求人家呢?追求者就沒有話語權。我現在又是無私無畏了,於是群里就抱怨我非黑即白。你們不聽就是了。人世間有千萬種活法,誰能說就我的活法對呢?人生就是看過程,自己順心快意就好,看結果,都一樣,「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

      陳揚對我這麽個桀驁不馴不馴的傢伙娶走了他的寶貝女兒,肯定不爽。我呢,不能伸張獨立自由的天性,要嘛成為陳揚大家庭的附庸,要嘛自由得一無所有,也深感挫敗。兩代人,在中國社會長達50多年的劇烈變動中生出的糾結,這篇已經不短的文章能說的也就這些了。陳揚一家畢竟是我曾經的親人,承載著我大半生的悲歡離合。我講我們的故事,就是不希望他變成一堆讓人過目即忘的官銜,而是把他還原到我們共同經歷過的歷史,雁過留聲,讓後來者有跡可尋。對了,我和陳揚再千差萬別,有一點是一樣的:我們都愛孩子。而且,他愛了一盤我的孩子,我也愛了一盤他的孩子,扯平了。


(作者提供:我當年心中的小日子。)

備註1:柯慶施在時,大權獨攬,他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上海和華東局的第一書記。他一死,陳丕顯主持上海市委,曹荻秋是上海市長,魏文伯執掌華東局,楊西光主管宣傳部門,此四人是當時上海走資派的代表人物。陳揚在批鬥他們的全市電視轉播的大會上發言,後來被人揪小辮子。

備註:維基百科-陳璉
維基百科-袁永熙

作者:陳必大
曾任上海財經大學講師、副教授,(香港)東南經濟信息中心經濟分析員,(日本)上智大學訪問學者。移居美國後,職業為電腦程式員,已退休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