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納粹,島嶼的光/蔡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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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和好心放在一起?納粹,可能好心?在一個超級大犯罪系統裡工作的人,是好人?

       「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所設立的「國際義人」獎(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截至 2019年,有 27,363人獲獎,獲獎的德國人有 627人,的確比波蘭、法國、挪威和比利時等國家的數千位獲獎人數,少了很多,但不是完全沒有。若以我們的生活經驗和學習來想一想,其實,不論在什麼年代或那個群體和組織單位裡,總是有所謂的好人和壞人,沒有絕對的全好或全壞。

      不過,在 2019年,接受美國《哈特福德報》 (Hartford Courant)採訪的美國醫師麥可‧古德(Michael Good)表示,以前,他一直認為,德國人就是壞人,而且,每次遇到德國人,他就會冒冷汗,感到焦慮。

      是的,古德醫師就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孩子。不過,從小到大,他完全不想知道父親母親在集中營的故事,他躲避那些黑暗的故事,只想當個普通的美國人。直到他結婚,有了孩子,在一次幫助妻子做家系圖 (族譜)的時候,他想,就來做個很完整的家系圖吧,才意識到,他沒有表(堂)兄姊弟妹或叔叔、伯伯、嬸嬸、阿姨、舅舅,因為他們都在 1943、44年死去,只剩下他的父母。當下,他才開始覺得自己應該面對家族的歷史,了解為什麼他與他的孩子能夠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也因為這樣的機緣,認識了他母親所說的,比辛德勒還好的人:卡爾‧普拉格 (Karl Plagge)少校。

      這位德國軍官,普拉格少校,在 1943年9月初得知,於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的猶太人區(Ghetto)即將被血洗,他立刻前往希特勒的總部之一,位在烏克蘭的韋爾馬赫特總部(Wehrmacht headquarters),和在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Riga)的親衛隊(SSㄢ辦公室,爭取在維爾紐斯的猶太人區外,另建一個勞動集中營,並且以「比較有助於工作生產力」的說法,讓女人和小孩不必與男人分開。

      於是,9月16日,一輛卡車進入維爾紐斯的猶太人區,載走1, 200位猶太人,到新成立的「HKP 562 強制勞動營」(HKP 562 forced labor camp)。一個禮拜之後,維爾紐斯的猶太人區裡的 15,000名猶太人,全部被屠殺。

      在「HKP 562 強制勞動營」,本來只有男人在修理車輛,但是,後來親衛隊準備在隔年把女人和小孩轉送到其他的集中營,於是普拉格少校讓兩家衣服廠商在營區裡設立修補衣物的工廠,讓女人和小孩有事做,變成是有生產力的工人。並且,他對部屬下指令,要尊重對待所有的百姓,因此在此勞動營的人就免於被施暴虐待。

      1944年6月,蘇聯紅軍逼近維爾紐斯,納粹準備撤退。每當蘇聯紅軍攻佔解放了集中營,就會發現整營的人都被親衛隊的「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殺死。在「HKP 562 強制勞動營」的猶太人早從BBC廣播得知這樣的新聞,因此,早在幾個月前,許多人就開始計畫準備逃亡,建造躲藏的地方。不過,他們得要能夠提前知道,何時親衛隊的「特別行動隊」會抵達,才能事先逃亡。

      怎麼辦,誰能告訴他們必須保密的消息呢?

      1944年7月1日,普拉格少校對「HKP 562 強制勞動營」裡的所有猶太人,發表正式談話,一位親衛隊上級小隊領袖(Oberscharführer)就在他身旁。他說,他和他的部屬都將被招回,他未受允許,所以無法把整個營的工人一起帶著離開。7月3日,親衛隊會來,將重新安置大家,請不要擔心,因為我們都知道親衛隊是個會保護難民的組織。

      7月3日,親衛隊的「特別行動隊 」真的抵達,立刻抓了 500名猶太人到森林裡屠殺。接著三天, 親衛隊搜尋整個營,有 250人被殺。幾天後,蘇聯紅軍抵達,有 250名躲藏的人幸運生還,其中一位,就是古德醫師的母親珍珠(Pearl)。

      聽了母親的故事後,古德醫師實在難以相信,以無法想像的殘暴方法、屠殺了約六百萬猶太人的惡魔納粹,裡頭竟然有個努力拯救人命的好納粹!可能嗎?所以,他決定要尋找收集普拉格少校的資料,進一步認識他。

      古德醫師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收集和彙整資料,撰寫了一本書,2005年出版了《尋找普拉格少校:拯救猶太人的納粹》(The Search for Major Plagge: The Nazi Who Saved Jews)。根據這本書所製作拍攝的紀錄片《好心的納粹》(The Good Nazi),則在2018年上映。


《尋找普拉格少校:拯救猶太人的納粹》(The Search for Major Plagge: The Nazi Who Saved Jews)

      2019年古德醫師對《哈特福德報》所說的話,非常有意思,他把辛德勒和普拉格少校做了個比較,從對是非對錯的認知、救人的原始意圖、罪惡感等三個面向來呈現普拉格少校的高貴情操。對於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經歷228事件、兩蔣與中國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活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台灣來說,古德醫師的思考面向,提供了我們在討論是非對錯、公平正義人性的真善和實惡等議題時,能夠更誠實而深入思辨的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簽訂凡爾賽合約(Treaty of Versailles),德國經濟崩潰,學習工程學的普拉格少校渴望國家可以重新站起來,因為相信希特勒和納粹黨能夠振興國家和重拾國家尊嚴,所以,1931年加入納粹黨。慢慢地,他發現黨的腐敗,也不認同納粹種族主義的論述,不過他企圖以自己的力量來作改變,接受擔任一所納粹教育機構的科學講師。最後失望,退出黨的活動。我想起,吳濁流、雷震、殷海光,您呢?

      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先為納粹吸收,成為特工,後來申請加入納粹黨。德國入侵波蘭後,沒收所有波蘭人的財產(財物、房子、工廠)和公民權,辛德勒看上一家工廠,想要購買,朋友建議,不要買,以託管方式經營,可以透過納粹得到更多做事的自由,僱用更多猶太工人,獲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辛德勒原本只是想從猶太人身上獲利的商人,是後來目睹猶太人區被血洗,改變了對納粹的看法, 開始積極保護和救助猶太人。所以,辛德勒是良心未泯,在殘酷的事實血淋淋地呈現在他的面前時,良心才被喚醒,但,普拉格少校是個本來就清楚是非對錯的人,慈悲一直在他的心中。

      1947年,戰後審判,即使有下屬和猶太人為普拉格少校作證,但他堅持自己該被認為是納粹的追隨者(mitlaufer)或同夥(fellow traveler)。他說:「也許, 其他人缺乏行動力以同樣的方式來防止或減少恐怖殘暴的事情發生。我從來不覺得做這件事需要特別的勇氣。只要有足夠的意志力,每個人都能夠把內心深處的良心喚出來。而且,只要一點點的善念,有時就會想出個好主意,讓人投身於手上的任務裡。 我從來不覺得我身處於危險之中⋯⋯我覺得自己是膽小的人,不是英雄。」

      然而,古德醫師與其朋友和研究者所組成的普拉格團隊,在 2002年提出申請,提名普拉格少校為「國際義人」,卻被否決,隔年再次申請,依然被否決,因為「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認為,普拉格少校的所作所為,可能只是要讓德軍獲利。直到2004年,發現了普拉格少校寫給親衛隊的旗隊領袖的一封信,請他原諒一位「HKP 562 強制勞動營」的女工,「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才終於頒授普拉格少校「國際義人」獎。而辛德勒卻早在 1963年,就獲頒此獎。

      罪惡與良善的認定,的確需要小心警慎,尤其是在國家暴力的問題上,人的邪惡,常以狡詐的方式在展現,以看似正直、實為歪曲的言行遊走,先是支持暴政,然後述說委屈,以求開脫。在台灣的歷史上,這類之人不知有多少,卻少有人被批判,不只不利是非價值的建立,還間接鼓勵了滑頭的行事態度。

      當然,人非聖賢,多少有弱點,所以,辛德勒的例子就非常能夠鼓勵人:良心覺醒,從不嫌晚!不過,普拉格少校的故事,卻是更好的教材,可以作為學校和團體中,討論人性、是非、抉擇、正義感、道德觀等議題的好例子,能夠豐厚心靈的成長和提升思辨的能力,讓是非正義感發芽,而在面對「維持現狀」與「台灣正名、制憲、建立新國家」 爭論的混沌之際,這是島嶼需要的光。

我的思辨:是與非

      台灣要「維持現狀」,還是「正名制憲,建立新國家」?這個問題一直被認為是選擇題。是沒錯,若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人民是主人,有權利決定國家的名字、要制定怎麼樣的憲法、希望國家怎麼運轉的方向。然而,這樣的選擇題 在有個特別的歷史因素,影響著台灣在國際間的地位與利益之情況下, 這個選擇就必須牽涉到是與非。所以,這其實不是全然的選擇題,而是,特殊是非題,也就是,要選擇正確答案的問題。

要選擇正確答案的問題?什麼意思?

      我們是有選擇權利的自由人,但,我們也有責任也應該為自己選擇一條合法安全的道路,因此,在「維持現狀」和「正名制憲,建立新國家」之間,不能僅憑個人的感情或喜好來做決定,必須了解台灣的過去和現在,方能做出有明朗未來的決定。

      不知多少年來,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和多少台灣人,一直要努力抗議正名:「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或者「台灣不是中國的一省」。原因真的只是因為中國喜歡打壓或對方為獲經濟利益而與中國站在一起欺負台灣?我們是多麼渴望被世界認同、承認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我們可曾誠實地問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會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和國家地位的被否定?別的國家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就只有我們有?是不是我們真的有身分合法與否的問題?

       什麼是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在國際法理上、在聯合國裡,是一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of Republic of China)取代的政權。也就是,國際承認的中國,認知上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已失去代表為中國的地位。

      誠實,要誠實,我們雖自稱台灣,但中英文的國名是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不是嗎?國際間稱我們台灣(Taiwan),是因為已經有一個正統的中國,他們不能稱我們為中國(China),不是嗎?不過,如果國際想了個辦法,比如,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大中國(Big China),中華民國是小中國(Small China),在台灣島上的我們,真的想被稱為中國嗎?還是,徹徹底底地,就只想被稱為台灣?

      再來,我們真要抱著完全不是針對台灣量身訂做的憲法嗎?我們一再有增修條文,就是因為不合用於我們的現實情況,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重新制訂一部適用台灣的憲法?我們究竟在害怕什麼呢?難道,我們仍想反攻大陸,等著統一的一天,所以硬要抱著中華民國憲法?還是這部憲法真的很好,好到一定要緊緊抱著?或者我們害怕改變,貪戀看似美好的現狀?或是我們真沒有勇氣悍衛與爭取台灣的真實身分,情願繼續妾身未明?其實,死抱著中華民國憲法,就像對國際傳遞著一個訊息: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依附在一個殭屍政權在活。

      所以,「維持現狀」就是抱著錯誤在活,自然就是要一直去抗議正名而對方就可以從保護自己的利益角度來對待或回應我們,而不是依該有的國際規則來。因此,選擇「維持現狀」,就是錯誤的選擇。也因此,若硬要抱著「維持現狀」,還希望國際有一天能接納我們,尊重對待我們,就是奢求。若總得不到善意,因而氣憤,大喊沒正義,就是為難他人的沒有是非。

      到底,我們是沒有是非,還是勇氣未足的台灣人呢?如果,身處納粹黨的普拉格少校可以明辨是非,勇敢走對的路,自由的我們,不能嗎?

作者:蔡嘉凌
花蓮人,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畢業。 曾任友緣基金會之附屬兒童托育中心老師, 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兒童心智科社工。婚後和先生住在紐約,曾任Reach Out and Read之在醫療診所候診室陪孩子讀書的志工,因此之緣,成了AmeriCorps的社區志工,進入幫助弱勢新移民家庭的Even Start Program,擔任家訪員。現在民報寫專欄和為央廣寫美國時事新聞。著作:以英文寫作的台灣歷史小說《Our Stories, Our Truths》現已在亞馬遜網站販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