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翁啟惠案的解套/陳師孟

757

      要討論翁啟惠案的解套方案,免不了先得交待整體案件經過:2014年4月,中央研究院將翁啟惠院長的專利「新一代酵素合成寡醣技術」,移轉給翁在MIT研究所同窗張念慈成立的浩鼎生技公司,2016年2月浩鼎據以研發的 OBI-822乳癌疫苗「解盲」,臨床試驗結果被若干媒體以「失敗」大肆渲染,兩週內股價慘跌33.19%。而翁院長在解盲後公開為試驗辯護,表示「根據臨床試驗數據,有超過八成的病患有免疫反應,是前所未有的,各界應正面看待」,竟然被人檢舉炒股及內線交易。2017年初,士林地檢以翁於2011年接受浩鼎1,500張技術股認係期約賄賂,2012年透過其女認購3,000張股票又被視為協助浩鼎取得酵素合成專屬技術的對價,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3款第1項之罪。該署重金組主任檢察官透露:「約訊被告、証人等90人次」,以示案情非同小可,於「起訴書」中更強調:「被告翁啟惠身為國家最高學術機關中研院之院長,不思國家與人民所託以恪守法度、善盡職責,竟為一己私利而背於公務員之廉潔義務,於執行職務時期約及收受賄賂,實敗壞國家官箴並損及人民對公務員職務公正性之信賴,為維法治及綱紀,請量處適當之刑,以儆效尤。」

      對任何人而言,這種無中生有又無限上綱的指控,都形同人格謀殺,何況是畢生奉獻予科學、又為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效命的翁啟惠?直至2018年12月28日士林地院正式宣判翁無罪,表明翁啟惠與張念慈雙方無論在技轉流程或股票收受方面,檢方都無法証明存有「賄賂內容與特定職務行為」,且翁以發明人身分要求浩鼎與中研院簽署授權書,也符合中研院的技轉規定,沒有違反「利益衝突迴避」之情。至於檢方指控翁「未誠實申報應申報之財產」,法院認為應由主管公務員財產申報的監察院自行處理,「不得僅因股票買賣以借名登記方式為之,即遽認此⋯股票為賄賂。」判決出爐後,檢方高層經慎重研議,宣布放棄上訴,迴異以往「貪污案件無罪必定上訴」,創下司法史上新例。

      這個斬釘截鐵的無罪判決,令人見識到院方以「無罪推定」原則打臉檢方慣用的「有罪推定」手法,值得大書特書。不過法院僅就刑事犯罪部分還翁清白,卻留下翁在財產申報上是否確有行政違失的疑點;更因監察院早在2017年7月13日,就迫不及待地「追隨」地檢署的起訴狀,一群馬系監委成功彈劾了翁啟惠,且於移送司法院所屬的公懲會後,在地方法院判決前就被處以「申誡一次」。這使得翁啟惠必須改向監察院澄清持有浩鼎股票的問題,才能期待獲得完全的平反。

      翁在其後向監察院申訴,經該院訴願委員會連續二度撤銷廉政會先前對「隱匿財產」的裁罰,連帶的國稅局也撤銷其「逃漏贈與稅」的罰鍰;此外,監院廉政委員會也反轉了翁「利益衝突未迴避」的先前裁決。這兩項改判,宣告翁在行政責任上也全面獲得澄清,等於說所有彈劾理由 ─ 不論刑事或行政 ─ 都不復存在。翁遂向公懲會提請再審,期待去除被申誡的污點。不料公懲會竟仍採認原彈劾移送書所載內容,認定其未誠實申報財產,駁回再審。翁提抗告,監院有三位蔡系委員也為翁提出新版「調查報告」,指出「原彈劾事由業經改變」,惟仍遭同樣理由駁回。2021年3月三位委員再主張,監院撤銷翁的裁罰,屬再審所需的「新事實、新証據」,然因監院發生內鬨,唯一經蔡英文總統留任的原查案委員王美玉堅持原彈劾理由無誤,與三位蔡系委員意見相左,翁案乃於今年5月19日三度遭懲戒法院(原公懲會)駁回。翁隨即於6月8日第四度上訴,懲戒法院依規定詢問監察院意見,這次王美玉與蔡系三位委員同時以院方名義回文,前者肯定懲戒法院維持原判好棒棒、後者認為該判決違背法令,鬧出監院發文自相矛盾的笑話。據報載,目前懲戒法院的心証為:「行政罰與懲戒罰的法理基礎不一,就算監察院訴願會撤銷翁財產申報不實罰款的處分,也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

      由以上的陳述可知,翁案目前正面臨雙重障礙:一是監察院內部的僵局,二是懲戒法院的不利心証。如果仍然依循過去三年多以來的「陳情、再審、駁回、抗告」程序,案子繼續在監察院與懲戒法院之間惡性循環下去,只會把當初士林地院的經典判例變成一場「歹戲拖棚」,而翁院長勢將成為政治鬥爭的犠牲品。所以,要解套就要下「猛葯」,情非得已。

      以下我們先談如何處理監察院的「雙胞案」,再論如何突破懲戒法院的「金鐘罩」:

一、監察院要求或決議王美玉委員「迴避」續查翁案

依〈監察法〉與〈監察法施行細則〉,彈劾案送入懲戒機關,後續答辯及判決之處理均應由原提案委員提出意見,王委員三番兩次據以表示,其本人是唯一有權對懲戒機關提核復意見者,其他三位委員都是違法干涉其獨立辦案。話雖不錯,但我們要問:握有權力者是否就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法律保障的是「獨立」還是「獨裁」?回顧王委員對懲戒機關的回復,一再以一己之見提醒懲戒機關,首謂監察院訴願會雖洗刷翁行政違失之責,但該決議「僅有拘束行政機關之效力,並無拘束懲戒法院的效力」;次謂監院廉政會雖認翁無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但懲戒法院係另依原彈劾文引用的〈中研院科技移轉衝突迴避處理原則〉,認為「此部分已明確」,既如此,則「有無再傳(中研院証人)之必要,併請卓酌」。其言下之意,翁的任何請求、監院後續任何對翁的平反,只要與原移送案文有異,都不必重新考慮。如果王委員真心認為訴願會與廉政會的翻案是錯的,大可以挑戰兩會的委員失職,甚至提案彈劾,讓真理越辯越明;奈何其提不出積極理由反駁委員會決定之餘,竟慫恿懲戒法院我行我素就好,唆使不做進一步求証,暴露其立場錯亂、濫用職權、以及借刀殺人的意圖,完全逾越監察委員的規範。解決之道,當事人或監察院內部可依〈監察院監察委員自律規範〉第8條第5款:「監察委員行使職權,批辦人民書狀、調查案件或審查彈劾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自行迴避: … 五、依其他情形足認由其執行批辦、調查或審查職務,顯有偏頗之虞者。」要求王委員迴避翁案。即使撇開翁院長的個人權益不論,監察院也應該如此處理,以解消「同一個監察院、兩份相反意見書」的鬧劇;監院遭到批評之後,雖以「監察委員獨立辦案」為辯,其實更為貽笑大方,〈憲法〉不也明文規定法官、考試委員「獨立行使職權」嗎?但你見過同一個法庭三位法官同時做出三份不同的判決書嗎?被告何去何從?同一場國考兩位考委各自放榜嗎?考生該哭該笑?所以唯一的正解就是以人民的最大權益為依歸,做出代表機關立場的單一見解,排除心有執念的委員有濫權的機會。

二、提案彈劾翁啟惠案的馬系查案委員

一般人比較不會注意到,〈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明訂監察委員若違法失職,也有彈劾權的適用,所以監察委員並非高高在上、高枕無憂。翁案最早是由王美玉、仉桂美、包宗和、劉德勳四位馬系監委提出,經其他委員審議通過彈劾並移送懲戒。依〈監察院辦理糾舉彈劾案件注意事項〉第二條規定:「本院委員提案糾彈公務人員應就其違法或失職之事實與証據詳為調查,⋯⋯」云云。如果當初提案委員盡到「詳為調查事實証據」的義務,調查內容裡刑事責任的部分怎麽會和地檢署的翁案起訴文像「雙胞胎」?以致士林地院的無罪判決一確定,就形成「骨牌效應」被一併推翻、半點不剩?「詳為調查」的重點是親力親為、勿枉勿縱,絕對不包含「照單全收」別人的調查結果,即使來自另一個公權力機關也不可。一旦王美玉等人以失職被現任監察委員彈劾移送,則彼等對翁的彈劾應被視為無效,就如在翁茂鐘的「百官行述案」中,石木欽法官等人被彈劾或起訴,連帶應使受誣的前巴黎銀行經理諸慶恩得到平反。同理,把以上「四人幫」移送的彈劾案撤銷後,翁啟惠的陳情就是新案,名正言順可另提「調查報告」,不必找任何藉口。

三、修正監察院內規,允許翁案進入「覆查」程序

位階次於〈監察法〉的〈監察法施行細則〉裡,有一個對彈劾案發生明顯錯誤時的補救措施,就是「覆查」制度,但這個制度本身卻含有一個更嚴重的錯誤,使得其立意大打折扣、甚至可說蕩然無存。在〈施行細則〉第33條說:「原訴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覆查,以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限:一、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以推翻或動搖原調查認定之事實者。二、對案情有關之重要證據,原調查人員漏未斟酌者。⋯⋯」,第35條還有「特別覆查」的規定,得以延展三年時限。換言之,監察院內部也有自行糾錯機制,不需要被冤曲的當事人勤跑懲戒法院。但是別高與太早,因為〈施行細則〉第31條卻說:「調查案件經處理後不成立彈劾案者,原調查人員、原訴人或利害關係人,均得申請覆查。」蛤,覆查只做半套?彈劾成立的案件算你倒霉,就算找到足以動搖原判的新事証,想聲請覆查門都沒有;只有彈劾不成立的案件,才可以二次追究,看你多會逃。用曹操的話表達:寧可錯殺、不可錯放。三年多前本人任職監察院時,就曾提議修改這個內規(見圖1.2),由單向覆查擴大為雙向,以平衡「勿縱」與「勿枉」的兩端,貫徹全面正義,但在院內被否決。如今監察院已經被定位為國家人權機構,若仍然抱殘守缺、忽視對人權不對稱的保護,豈不令人失望?若以翁案為鑑,修正立法錯誤,為其提出覆查並平反,也可達到懲戒法院無案可判的結果。如果監察院缺乏知錯能改的勇氣,也可由立法院直接提案修正〈監察法施行細則〉,亦不失為更直接快速的途徑。



(圖1.2/陳師孟於監委任內之提議案)

四、監察委員提案彈劾懲戒法院承審翁案的法官

如果某媒體的報導屬實,懲戒法院駁回翁案的法官主張:「行政罰與懲戒罰的法理基礎不一」,所以儘管監察院的訴願會與廉政會俱皆撤銷被彈劾人的行政罰,但他們自稱「懲戒罰」有不同法理,所以充耳不聞。我們也知道各種罰則背後有不同法理,譬如酒駕肇事,可能被罰款、吊銷執照、判賠、甚至人獄服刑,各有不同「法理」,但不論法理如何不同,都必須基於有酒駕肇事的事實,沒有事實証據,不管哪種法理都用不上。所以翁案再審的判決應否更動、是否動搖,其關鍵不在「懲戒罰與行政罰的法理基礎不同」,而在於有無「財產申報不實」與「違反利益衝突迴避」的事實根據。這些法官賣弄一些法律術語就想讓常民知難而退,正是標準法曹法匠的作風。就「財產申報不實」的真相而論,法官指責翁在監察院約詢時的陳述與在地院有出入,但翁若因此獲罪十分荒謬,因為前後言詞有出入的可能原因很多,例如誤會問話或記憶不全,至多是蓄意「翻供」,但真相無論如何只有一個,查明真相是法官的責任,豈可不明真相、只因犯嫌有翻供行為而判其有罪?再看「違反利益衝突迴避」的事實,懲戒法院不想附和監院廉政會依更高位階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來判斷翁是否有違失,偏要依原彈劾文引用的〈中研院科技移轉衝突迴避處理原則〉來認定,我們雖覺怪異、但可以尊重。惟當受彈劾人要求懲戒法院傳喚中研院技轉處長前來作証,以明中研院做為直接利益關係人是否確實受有不利、或做為該法規的管理單位有無質疑翁未迴避,懲戒法院居然以「事實已明」屢次拒傳,不但侵害被告應享有的辯護權利,似也刻意在阻擋真相的呈現。我們想問:真相有這麽可怕嗎?法理基礎可以建立在假相上嗎?若懲戒法院法官再執迷不悟,〈憲法〉第99條明文指出:監察院彈劾權對司法院人員失職或違法一體適用,所以提案彈劾懲戒法院承審翁案的法官,剛好而已。即使彈劾失敗,這些法官還有何顏面繼續拿一些雞毛蒜皮的「法理」,指著翁院長說三道四?

五、徹底改造懲戒法院之組織,改行「陪審制」

懲戒法院隸屬司法院,最早的前身是「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負責審判所有公務人員的懲戒案,至2012年再增設「職務法庭」專屬司法官的懲戒,與公懲會區隔,至2020年6月又合體併稱懲戒法院。在司法院推動「參審制」的政策之下,目前職務法庭已採用職業法官與參審員共同審理的方式,但懲戒法院對一般公務員的審理,仍然緊抓在職業法官手中,也就是說,監察院移送到懲戒法院的彈劾案件,是否懲戒或如何懲戒,最終是由法官說了算;也因此當監察院要調查或彈劾法官的違法失職時,有心人士高喊:「監察委員成了司法的太上皇」,完全是一派胡言。平心而論,公務人員與司法官的懲戒完全繫諸法官一念之間,並沒有什麽道理;前監察委員陶百川在一篇名為〈為監察制度試籌補強之道〉的文章(收錄於《台灣要更好》,1977年)說明,南韓國會提出的彈劾案是由「憲法委員會」裁判,該會9名委員乃由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各派3人充任,而台灣監察院在五權體制中的性質屬「兩院制」國會的上議院,故可仿傚南韓成立「憲法委員會」,由「總統、監察院、司法院各提同等人數組織之」,以免因權力過度集中而有「避重就輕、敷衍結案」之弊。陶百川另舉出日本國會設置的「法官訴追委員會」,主責監督國會彈劾案件的裁判與懲戒;美國則由眾議院提彈劾案,並派代表出席參議院的「彈劾審判庭」。很明顯,陶百川的主要用意在闡釋,把彈劾案的懲戒權交在法官手中易有弊端、且並非常態;至於其具體改制方式,則是在當時政治環境下的折衷作法。近半世紀來,台灣的司法品質早已飽受國人詬病,司法醜聞時有所聞,幾年前好不容易召開了一次司改國是會議,卻又受到利害相關的司法官掣肘,連學者與民團提出的「陪審制」都無法通過,迄今只以有名無實的「參審制」充數,而且只限於重大刑案與職務法庭案件。值此翁啟惠案所曝露出的司法路障,蔡政府若真有心實踐改革司法的承諾,應該要求司法院即刻在懲戒法院全面試行陪審制;我們已經忍受很久高高在上的法官製造出無數的冤錯假案,現在何不讓人民來審判職司服務人民的公務員與司法官?何不讓素民陪審員以同理心來審判一位提高台灣國際聲望、造福台灣人民的翁啟惠?


(圖/陶百川著作《台灣要更好》,作者提供)

      以上五項解套方案,有些專為翁案、有些適用於未來所有類似案件,有些是針對人、有些涉及體制變革,有些短期可見成效、有些要先修法,有些溫和易於接受、有些會損及部分人士的既得利益,但不論何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功能與意義。我們期許在我們這一代完成所有應興應革事項,只有大破、才有大立,才能建立一個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台灣社會,讓所有台灣人都有「免於司法恐懼」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