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鄉關何處是?—由龐建國「生不如死」談起/潘啟生

459

龐建國:「不公不義的台灣,我生不如死 」(2022)。

      1949年之後,移徙台灣的離散中國人及其第二代有完全的理由相信、認同國民黨政府,為它犧牲奉獻及默許當時該黨政府所有的政策作為。儘管這些政策從現今的角度來看是侵犯人權的、有違民主精神的。他們覺得,如果有一天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又一次的在台灣垮台,那麼他們也會跟著毀滅。我們可以這樣說,大部分的外省人在認同國民黨與國家統一的目標上,在某些程度而言是「神聖」的,是應該無條件犧牲奉獻的。

      曾有許多年,第一代的外省人一直認為他們會回去中國。他們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交戰下撤退的生存者,必須在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及偉人的帶領下,才有機會返回中國。這是外省人精神世界中很重要的信念,但這樣的信念也增加了他們適應2000年以後台灣新政治秩序的困難度,甚至有人還因此對台灣萌生了嚴重的疏離感。日前龐建國的跳樓輕生即是這種情緒的激烈表現。

      早自1980年代末期李登輝上台執政,台灣的政治體系中就逐漸醞釀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及身份認同圖像。使得外省族群在自我身份認同及族群價值領域面臨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顯得格外明顯。在1994年,李登輝即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承認:「自己曾經是日本人,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兩歲」的時候,李登輝在國民黨及在中華民國的領導高位即遭到許多外省籍政治菁英的質疑與挑戰。由於李登輝的身份與權勢,以及李登輝對於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歷史重新定位,使得國民黨的權力核心重新洗牌。也讓外省人對國家、民族信仰的集體價值體系以及諸多自我身份認同的標的,從正統中國政府追隨者及中國人的身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淪為外來政權的擁護者及台灣這塊土地的他者。

      同一時期,台灣也展開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與民主選舉,如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總統直選等等,使得過去幾十年來省籍不平等的政治結構成為選舉時動員與操作的議題。也使得族群爭議益發明顯,並愈演愈烈。在此情勢下,即便外省人相較於本省族群團結,但代表外省族群優勢的國民黨卻在部分重要選舉中嚐到敗績。尤其是2000年及2004年的總統大選失利,更使得外省人的焦慮不安情緒增生。其後雖然靠著馬英九奪回權力高位,但20162020年總統大選的兩次挫敗,2021年底的四項公投、2022年初中二選區立委補選的接連頓挫,外省政治精英所堅持國家內涵、華夏史觀、中華民國法統不斷遭遇威脅。敗選、再次丟失政權的鬱悶和焦慮可想而知。這種情緒,以張作錦2015年6月在聯合報以筆名龔濟所發表的評論:「王金平選總統,國民黨將亡矣!」厥為代表。張文表面上是對王金平主持立院的權謀多所騭議,但實際上是不能接受兩個臺灣人競逐總統大位。疑慮「王金平這回選總統,國民黨更將大分裂,等於保送蔡英文上壘,其間難道沒有李登輝的影子?」

      對於這種現象,郭力昕的評論尤為深刻,2004中國時報評論:「許多台北外省人根深的省籍/文化優越意識,以及基於這個意識下,格外恐懼「失掉政權」這件事,讓他們之中的許多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理性訓練的人,一旦碰到省籍問題/藍綠情結,身上的那些知識、訓練與理性能力就全然失效,只能被潛意識裡的不理性、集體焦慮與恐懼感所召喚。一碰到選舉,還是不假思索、非選深藍候選人不可;那種對國民黨不能失掉政權的莫名恐懼,毫無邏輯或理性可言。」而這也是當年洪秀柱、韓國瑜宣布參選立即颳起一陣旋風的重要原因。

      當然,政治因素只是促發外省族群焦慮情緒的諸多因素之一,並非全部。外省人在此一變動時局的焦慮仍有其他諸多的誘發因素。例如李筱峰《統獨十四辯-如何與人辯論台獨問題》(1995年):「外省人面對社會和經濟利益、優勢地位之減少或喪失的情勢,所感知到的集體心理狀態或情緒」來解讀外省人的危機感。他認為這是由於外省人過去在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時期社經結構上的優勢地位,隨著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多元自由開放情勢而日漸流逝,所產生的類似「危機感」的心理防衛機制。而吳乃德在《認同衝突與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2002年)一文中則認為現階段台灣族群緊張的根源,是因為越來越多的本省人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同時對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外省民眾充滿疑慮;另一方面,外省人則是因為民主化之後成為政治權力上的少數人,感受到「本省族群對其缺乏尊重與承認」,因而對於台灣主體的建構心存疑懼。

      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台灣外省人在面對政治秩序轉變及身份認同扭轉過程中所產生的焦慮與不安,必須深及其族群價值體系所面臨的挑戰、自我身份認同的詮釋以及族群的尊嚴自覺等問題。才能瞭解在這動態發展過程中外省人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轉變上的困境。

      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不同族群的認同問題,是存在於台灣之中不同「想像共同體」的糾葛與對決。台灣目前的國家認同錯亂,正是因為不同的「想像共同體」在發展一段時間後,由於政治力量的介入而引發的正面對決。其中一種「想像共同體」是被官方形塑的,也就是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在台灣社會不斷透過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傳播力量,有意識和有計劃的長期形塑台灣人民的民族想像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我是中國人。而另外一種「想像共同體」則是由土地情感、共同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出發,經由政治、文化精英的鼓吹形塑而成的,一般而言這是移民社會發展必然會形成的結果。所謂「台灣認同」、「台灣主體意識」、「中華民國台灣」等等其實都是由這種「想像共同體」所發展出來的論述。目前我們國家認同的錯亂,反映的正是這兩種「想像共同體」的拉扯與對撞。

      唐代詩人黃峭勉其子孫:「駿馬匆匆出異方,任從勝地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大部分的外省族群民眾徙居台灣已逾七十載,許多人的父母也都埋骨斯所。在台灣國家影像逐漸聚焦的時刻,或許也是外省族群將大中國國家想像這副重擔卸下來的時候了。尤其是依附在黨國旗幟下的外省政治菁英,應該儘快地找尋到一個以現實為依歸的族群文化樣貌及政治認同位置,在即將破碎的戰場上,讓支持民眾能夠看到再興的希望。否則,藍營群眾可能很快的會看到他們曾經衷心效忠、支持的政黨遭到摒棄,掃進歷史灰燼。

      同時國人也要戮力還原外省族群的面貌。現在的他們既不是統治者,也不是加害者,而是與台灣各族群有著共同情感、歷史的一個族群。因此我們必須合力呈現與反省外省族群在這半個世紀多在台灣所扮演的多重樣貌角色及其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不管朱門內的外省權貴、竹籬笆內的升斗小民或是蝸居陋巷的退伍老兵,他們都是台灣的共同歷史與記憶。唯有將這些納入台灣的記憶庫中,外省族群才能在台灣找到故鄉。不再視台灣為不公不義的異域。

      此外,台灣在現實政治中,各政黨也應該摒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族群主義,傾全力朝公民民族主義的方向邁進。鼓勵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甚至於決定國家前途。在一次次的投票及公民運動之後,台灣有絕大的機會成為一個嶄新而獨立的公民國家。以公民政治為基礎,並由在地生活的各族群公民互動,無論民族文化的認同為何,只要他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國民,他就是台灣這個國家的一員。

作者:潘啟生
退休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