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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逗什錦】【詹姆斯.馬爾登】民主自治之根基

民主自治之根基

詹姆斯.馬爾登著/俞培雅、陳師孟 譯

 

       社會往民主制度發展的過程,有如植物生長會受到雜草與荊棘阻擾一樣,會受到暴君或落伍的社會常規習俗所困,直到今日仍然如此。園丁為了種子能發芽,砍掉壓迫的灌木叢,群眾對民主的呼聲,同樣產生突破政治障礙的力量,使民主社會可以正常發展。

       群眾要求民主的場景自二戰以來就已經出現,就像我們現在每天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的一樣。那時歐洲海外殖民帝國崩解,促成民主化社會在非洲及亞洲出現,是意料中事;其後蘇聯垮台,也使得已經癱瘓的俄羅斯帝國走向民主。但實際的後果,好壞不一。根據一些政治學家的說法,許多新興的主權國家成了「失敗國家」或「盜寇統治」,而不是想像中成功的民主化國家。才剛萌芽的民主種子因為雜草和荊棘而枯萎,群眾對於民主的呼聲在全副武裝的警察與士兵面前,逐漸消逝殆盡。

       西方觀察家起初在群眾身上,以為看見了引發史上歐美民主運動的相同精神,所以興奮地鼓勵大家邁步向前。以為當人民一要求,民主就會發展下去,以致統治者若非讓步順從人民的要求,就只能毫不留情地消滅抗議者。但真的是這樣嗎?

       若民主真是像這樣自然而然的現象,那新興社會走向民主的期望怎麽會落空呢?答案或許可以在一本被遺忘的小書中找到:《帝王命令之下的自治:英國民主開端之研究》(1933),是在明尼蘇達大學講授英國歷史的懷特教授 (Albert Beebe White, 1871-1952)  所著,是他研究英國憲法史多年的領悟。他認為最重要的教訓就如同他的書名,自治政府與民主體制並不是在民眾的要求下出現的,「如果書名好像自相矛盾,是因為我們的思維仍然受制於一個想法—自治政府之所以產生,都是因為人民渴望自我治理、而且成功爭取到手。」

       懷特的結論是:要求自我治理的,並非臣民而是英國國王。「主要論點就是,英國國王出於他們認定的自身利益,幾個世紀以來,交付英國人民負擔政府職務的重責大任,就此大步塑造出英國人管理政府的意識與能力。諾曼(Norman)和安茹 (Angevin) 王朝的皇家培訓,強過盎格魯薩克遜 (Anglo-Saxon) 血液裡自治政府的基因。」

       強調11、12、13世紀諾曼和安茹王朝有功於塑造英國人的自治,懷特其實是在抨擊曾經流傳一時的一個觀念:英國人天生傾向於民主,也就是亞當斯 (Herbert Baxter Adams) 所謂的「胚種論」(germ theory) 憲政發展一說 。

       何以英國國王們不去雇用有酬的專職官員,而要求一般臣民提供勞務?懷特認為是因為國王不信任那些官員,譬如警長之流的,所以要求他的臣民們執行這些本來是官員該做的任務,來限制警長的權利。再說比起雇用官員要省荷包,因為這些勞務被視為臣民的義務,是不另外付酬的。

       動員一般臣民實施自我統治的基本「載具」,就是「陪審團」(the jury),然而現代的審判時的陪審團只保留了開始時的一些元素;原先的陪審團是廣泛地由在地居民所組成, 齊聚一堂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無論刑事的或民事的。陪審團的組成涵蓋各層級,徵召的對象來自各階層,有莊園層級的農民為成員,也有郡縣級法院的大地主為成員。

       除了參與法庭的陪審,國王還會要求其他的事務要大家照辦,比方說,如果「通緝令」一經發布,也就是有人「發現一具死屍,或者獲知有某種暴力事件」,該地全體居民都該準備要參與圍捕罪犯;當警長指認罪犯而後者拒捕時,又有義務要協助制服他。若是對這些徵召不聞不問,會受嚴懲。

       懷特指出,因為參與政府事務的責任相當繁重,有些人吃不消會刻意尋求豁免。因為一年內要消耗相當部份的時間在自我治理的任務,對於那些被要求參與的人,自治並非那麼地受歡迎。此外,陪審員有可能需要出席位於倫敦市外西敏寺的皇家法院,對住在偏遠地方的人來說,履行這個職責是趟花時間又花錢的旅程。

       從皇室的角度來看,要求臣民執行地方政府大部份的職務,在某方面來說,對兩方都是經濟實惠的。「那時的正式稅負不重,而且長時間保持輕稅,但是國王的收益卻蠻不錯,國王沒有把人民的錢拿去僱用地方官,他讓人民管理自己,好增加本身的利益。」

       有人會質疑:顯然英國國王並沒有了解到,訓練人民自治、要求人民積極參與政府事務,長期下來對君主專制體制可能會有負面影響。畢竟,若人民按照國王的指示,在地方層級自我管理,他們或許會認為他們不再需要國王能提供的服務;如果在地方層級上可以自治,國家層級又有何不可?

       懷特教授從他對英國自治的分析中,得到了些什麼教訓?首先他推論:「分擔政府事務,除了少數例外,即使是在中世紀末期,都不被視為一種特權,…  那不是一個恩寵,而是一項必須有人執行的責任;… 這是國王的旨意,大家都得這樣做。… 經過長期的管教,確實使現代意義的自治成為可能,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任務 — 民主責任,得以養成。」(頁128-29)

       懷特教授違反直覺的說法很有趣,但他說對了嗎?英國人真的發覺他們可以不需要皇室的統治而自治嗎?17世紀中葉的英國內戰導致了查理一世 (Charles I) 在1649年被處死,從而建立了大英國協 (Commonwealth)  — 一個最高程度的自治 — 但最後在1660年還是發生君主復辟。不過君主雖然復辟了,君王的權力很明顯的被削弱,而當年斯圖亞特 (Stuart) 國王詹姆士一世 (James I) 與查理一世試圖甩到一邊的國會,到1660年也已經成為和國王分廷抗禮的共主。1689 年的「光榮革命」與威廉和瑪麗 (William and Mary) 的加冕,更完成了權力回歸國會的過程,也就是人民自我統治到達了國家層級,而君權則弱化為象徵性的國家元首。

       英國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提供了一個更好的自治原理內化的例子,並沒有任何皇室官員隨同移民者遷往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或維吉尼亞州 (Virginia),以確保他們管理好自己。相反的,每個殖民州都各有憲章 (charter),清楚表明殖民地的人民應如何自治。譬如說麻薩諸塞州的第一部憲章(1628年),就要求殖民地的總管每個月至少一次召集移民「聚集、召開、並進行法院或全民大會 (Assemblie) 的運作,以對大家本身的事務有更好的安排與方向」,也對達成這些目的所需具備的法律架構,提出要領。此外,一年有四次「偉大,普遍,及莊嚴的全民大會,這四次全民大會要稱為全體州民的四次『盛大院會』 (Great and General Court)」。每年參加集會的殖民者選出殖民官員,賦予其權力爲了地方的需要立法,只要「不違反我們英國王土的法律」。

       皇室在18世紀曾經想對殖民地加強直接控管,但被視為侵犯了他們長久享有的自治權。所以美國革命的發生並不是想在英屬北美建立一個民主社會,而是殖民者想要保衛他們長期以來的自治權,而英國政府卻努力想要加強直接控制的力道,以達到國家現代化的目的。在某種意義上,倡導革命者成了保守的一方,英國官員反倒成了想要改變現狀的激進份子。

       在美國革命期間與之後,大多數的殖民州都以新憲法取代原先的憲章,強化他們自治的意涵,這些憲法是從幾世紀英國自治的經驗所淬取而來。

       這些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如果懷特教授是對的,那麽當一個政府傾覆時,人民會按照他們以往所受過的訓練來做出反應。1649年一個國王被處死了,英國人民就試圖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自治國家來回應,這是基於他們在地方層級的長期自治經驗。雖然努力失敗,君主復辟了,但是君權大大被削弱。在美國的殖民地隨後創造了一個憲政體制,立基於國家層級與地方層級的全面自治,完全不再需要任何君權的象徵;這來自於美國人從地方自治得到的經驗,成功地實踐在國家層級的政府上。

       那麽如果一個需要民主的社會,卻在任何層級都從來沒有過自治的實際經驗,又會怎麽樣呢?從懷特教授的論點以及二戰以來的一些建國經歷來看,我們無法大膽預測大眾對民主的要求最終會導致什麽樣的結果。這並不是說沒有一個社會能創造出民主,而是說只有在長期漸進的學習與操練、形成風氣習慣之後,才有辦法建立成功的民主,僅憑大眾對民主的呼籲是不夠的;要有心理準備,當對民主的呼聲突破了雜草和荊棘,有可能得到的卻是更甚於先前不民主的結果。

後註
有興趣的讀者可直接參閱原著:(1)本文節譯自:”The Roots of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Historically Speaking, 13:2(April 2012), pp.2-4; (2)文中引述的著作:Albert Beebe White, Self-Government at the King’s Command: A Study in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Democracy,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33.

後記
馬爾登教授來信表示他的作品被譯為中文,深感榮幸;他也對他的論點再做引伸如下:「做為一個中古史學者,每每見到一些政府官員與政治學家,本身對西方政治的發展幾無瞭解,卻興緻勃勃地鼓勵其他國家發展民主體制,從我的角度而言,這是令人擔心的。他們以為美式政府型態可以隨處置入,只要把一、兩個壞蛋統治者或一、兩項不利的社會習俗去除掉就好。他們沒能體察到,現代社會往往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文化特性上,對任何改變都有巨大的抗力。所以型塑現代國家的決定性因素,不是那些美國的政治理論,而是植根於文化的習俗民情。或許這種盲點,部份要歸罪於過去這些年,在一些美國大學裡,對憲政歷史的興趣缺缺。」(見來信照片)。

作者簡介
詹姆斯.馬爾登 (James Muldoon),康乃爾大學歷史系博士,羅格斯大學榮譽教授,現為布朗大學布朗圖書館的駐館研究學者;曾為劍橋大學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學者、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學者、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研究學者。研究領域涵蓋中世紀與早期現代歐洲政治歷史,最受矚目的學術貢獻為國際法在中世紀教會法的起源、歐洲帝國擴展與殖民地主義、中世紀基督教對其他族群的法治論述與政策、現代政府的形成等,目前研究的重心為美國獨立革命的理論與其在歐洲政治思想的基礎。馬爾登教授著作等身,包括《帝國與秩序:帝國的概念,800-1800》(St. Martin, 1999) 等。

譯者簡介
俞培雅現為清華大學外語系文學組碩士生。研究興趣為中古世紀、早期現代英國文學、對於宗教改革與女性角色議題特別好奇。目前埋首論文中,主題為「從基督徒到女基督徒:從《天路歷程》看英國清教徒社會中的女性角色與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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